科學愛國：胡佛先生的政治學理、制度主張與民族主義

文：石之瑜教授

當代中國政治科學家胡佛院士辭世，海內外悲悼、紀念鮮花及文電紛至沓來，超越世代、學派、黨派。胡先生人格偉大與包容可見一斑，而他對中國統一的忠貞信念，甚至感動立場相左的另一端。唯其間，各界論所不及，念所不知的，卻是胡先生堅苦卓絕的愛國志業。

胡先生之愛國，絕不僅止於父子兩代對近代中國苦難的疼惜，或對中山先生的追隨與景仰，更奠基於胡先生突破性的科學思想上。我們臺大是學術首府，一定要從知識視野來理解胡先生的歷史貢獻。

近代史不乏愛國科學家，科學是他們報效國家的方法。然而，在胡先生以科學愛國譜成的學術生涯中，科學不是富強工具，科學構成他愛國思想的內涵，他賦予了愛國一種不可取代的科學意義，因此，科學與愛國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無此兩端並存，就無法養成胡先生的抵抗精神，開拓他厚達化異的胸襟。胡先生的科學愛國，貫穿他對中國統一的理性主張，對歐美政治學的批判改造，對內閣制憲法的執著不渝，與對中國政治文化的痛定思痛。

對歐美政治學的批判性反思

胡先生進入政治學的年代，系統分析正開始大行其道，影響至今不墜。當時，大衛伊斯頓將政治定義為“價值的權威分配”，聚焦在人民權利的維護，並將系統過程區分出兩方面，一是“對系統輸入價值”的過程，二是“從系統輸出分配”的過程，從此定義了爾後半世紀的政治學框架。

其後，有蓋布瑞歐阿蒙德同希德尼佛巴兩人合作，把處理輸入到輸出的“權威”（就是政治系統的結構），分為行政、立法、司法；再蒐集（歐美）人民對進、出兩個過程與對中間的結構所持態度各自為何，據以整理出政治系統的“功能性”文化與“結構性”文化。他們可在不同系統間從事比較，進而分類，用於判斷並解釋系統的穩定程度。

根據胡先生對中國政治文化的研究，即使在結構性文化與功能性文化都測得較好表現的情況下，系統未必穩定。

換言之，縱使人民對三權及三權之間的法治關係有充分認知，願意支持，且對系統的輸入與輸出功能有信心，並感到滿意，但系統未必穩定。

他認為，這是由於系統分析忽略人民的兩種文化：一是人民對在結構頂層的系統本身所持的態度，他稱之為“統攝性文化”，即群性；二是底層的個人獲得權威後，能否維持原有態度，他稱之為“政治風格”，即德性。如此頂層與底層補足的系統分析，是匠心獨具！

首先，當統攝性文化欠缺時，人民對系統的認同分裂，我們試著從21世紀體會的話，問題可能是宗教（中東）、民族（東南亞）、移民（歐盟）、地方分權（西班牙）、意識形態（美國）等等，人民原本支持三權結構，因敵我意識高漲，便抵制政府，寧可擱置甚或阻撓法治，來破壞治理。因此，結構性文化看似穩，實則浮。胡先生的名言就是，此刻選民不是選政府，而是選國家，選輸的就不容享有憲法保障。胡先生以“漂浮”形容如此的統攝性文化。系統分析浸淫在天賦人權的設想中，不察天人之間的群性，以致其量表認可的結構或功能文化，泰半可疑。

其次，胡先生憂慮權威人格傾向的政治風格，即曾遭遇強大壓制或剝奪的個人和群體，對權力產生背反的兩種情感：宰制外人的渴望；依附權力的需要。權威人格在殖民統治、階級制度、封建社會下都較易生成，其人擁有權威後，有一種展示權威的心理需要，必須透過不斷超越體制來確認自己權威，因此阻撓了系統功能，破壞了結構文化。

其結果，就算自己對結構與功能都具備充分知識與支持意願，有朝一日掌權，反而變本加厲破壞程序，刻意身在體制之上。1980年代台北市議會有所謂三劍客，已讓胡先生對政治風格有所警覺。

從統攝性文化到政治系統的“群”與“德”

無庸置疑，胡先生心之所繫是台灣問題。自90年代以降的台灣面臨統攝性文化的裂解，導致國內敵我氣氛氾濫，法治崩壞，誠信蕩然，所有法治教育均流於漂浮。我國因為殖民統治，菁英的人格遭剝奪，一旦在位，必受某種掠奪、貪腐、霸凌而不能自已的衝動所折磨。

這種對權力雖渴望卻不確定的焦慮，表現在國際政治上就是對美、日百依百順，尤其是對美國憐愛充滿浪漫想像，此舉斲傷統攝性文化；對內則為所欲為，彼此沒有互尊，不容對方享有權利，以致德性棄如敝屣。

胡先生在李登輝主政初期就堅持回歸內閣制，後人至今才恍然大悟，與所謂他忠於張君勱草擬的五權憲法無涉。

胡先生主張內閣制與他提出憲法權力分統權與治權的理論息息相關，內閣制屬治權，屬於系統分析裡的結構性文化，統權必須與治權分開，不可捲入人事與政治運作，以維持超然，象徵國家統一與穩定。

因此，再激烈或低劣的政治動員，甚至分裂主張，都不及於統權，故不影響人民對統權的共同約束，如此奠定對系統的頂層認同，才能發展出健全的結構與功能文化。

統權是元首權，象徵國家，接受效忠，不受地域、階級、宗教、性別、黨派、職業等等因素影響，超越世俗政治，對具體事件、人事、政策或判決，負有絕對迴避的責任。元首可是世襲皇帝、任期總統、輪值委員、革命黨主席，不一而足，關鍵在維持超然，以免國家成為分裂對象，導致系統失其重心而漂流。

准此，統攝性文化是中國統一與民主法治之間必須的內在聯繫。而統一的中國更能透過統權的確立，化解殖民統治給台灣人民帶來綿延不絕的焦慮，以恢復德性促成法治，取代依附與宰制的惡性循環。

由胡先生字聖西，可窺知他對民主、科學的嚮往。不過，就在他學術生涯如日中天的70年代，胡先生進一步掌握到的，不但是內閣制憲法與行為科學本身的價值，更是民族與道德問題對民主法治文化的制約。

一個缺乏共同民族認同，遭受外族、外敵切割的群，不可能發展出法治意識，結果是，討論稅法的動機無關財政，討論教科書編撰的動機無關教育，討論退休制度的動機無關養老，一切全為對付想像的敵人，系統淪為羅織的場域，言而無信，反覆無常，終至不可治理。

這是何以胡先生晚年念茲在茲要釐清的是，“群”與“德”是系統科學的問題。

“群”的研究與實踐挑戰政治科學的未來

歐美政治科學對群缺乏敏感，在歐美思想傳統中，自我保全的慾望（霍布斯）與天賦人權（洛克）才是耳熟能詳的精髓，以至於透過群的凝聚來維護安全並養成德性的歷史傳統闕如，而今中國崛起，竟視為威脅。

歐美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在近代肆虐全球，實則強化世界各地對群的呼喚。但礙於系統科學話語所限，無論是自省意識濃厚的歐美科學家，或向歐美先進學習的世界各地學者，失去表述群的話語，因此就算他們都追求現代化，總是不能對症處理統攝性文化的困境，甚至認為統攝性文化的提倡，或群的治理能力提升，是對天賦人權的威脅。

胡先生的政治科學研究打開歐美思想傳統迷障，等於把現實世界的折衝與對立，移往思想與哲學層次開展：一方面闡明中國民族主義作為群意識的凝聚，對外有抵抗強權的使命，對內有超然於結構及功能之上的責任；二方面闡明中國的國際治理以群為基礎，其來有自，既鞏固各地統攝性文化，又孕育中國與各國間某種共同未來的統攝性關係，胡先生因而對一帶一路的發展充滿熱情關注；三方面闡明必須有健全的統攝性文化，才有穩定的結構及功能文化，因而挑戰舉世的政治學家，去面對天賦人權思想與群的思想之間多種可能性的整合與分殊。

世人佩服胡先生抵抗強權，推動科學與現代化，堅持內閣制，反對分裂。我們若能再深入追蹤這些思想信念間的內在聯繫，以及共同的科學基礎，就在於胡先生對統攝性文化的探究，便能了解到，為什麼他的意志力能始終不渝。因為，這不是分開在制度、學術、民族三方面的看法，統權、統攝性文化與統一，同是出自一以貫之的科學研究，於是無比強大。其間終極關懷，毋寧是民主法治，當務之急，就是養成健全的群與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