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識教育論壇【我的學思歷程】主講人：王靖宇教授

時間：90.3.21,7:00-9:00pm.地點：思亮館國際會議廳主持人：李嗣涔教務長

教務長、主任委員、各位來賓、各位同學。能夠回到已經畢業四十多年的母校，跟大家談我的學思歷程，真是非常高興，也非常榮幸，因為我看過去被邀前來談我的學思歷程的人，不但學問好，在事業上也都很有成就，都是我十分欽佩的人。

能夠上大學當然是值得高興的事，但對有些人來說，上大學也會帶來一些煩惱，因為首先必須面對的就是選擇主修科系的問題。這看起來簡單，但其實並不容易。翻開我的學思歷程第一集中九位主講人的演講來看，至少有三個人後來轉了系，另外至少有三個人，由於家庭的影響或其他原因，未能選擇自己當初真正喜歡的科系。在這方面，我倒是很幸運的，因為家父也許因為子女太多，而自己工作又太忙，所以很多事情就由我們自己去決定，只要不做壞事就好了。而我自己呢，可以說從小就喜歡文學。記得在南京上小學五年級的時候，國文班上的老師為我們唸《木偶奇遇記》、《魯濱遜漂流記》等等，總是聽得津津有味。

不過，在文學方面影響我最大的是初中時的一位國文老師。1948年我們全家隨著父親和他的工作單位遷來台灣，住在山崎，就是現在的新豐。當時，同一眷區和我年齡差不多的孩子們多就讀於新竹市中，市中後來又改稱縣中。教我們國文的老師叫呂子松，廣東人，詩詞書畫樣樣精通，稱得上是一位才子。他要求我們寫日記，教我們書法，幫我們辦壁報。他特別喜歡我在的那一班，在我們那一班上起課來特別有興致，朱自清的短短一篇＜背影＞，在每天都有課的情況下竟被他講說了一個多星期。後來想想，他的這種細讀和分析的方法，其實和我後來在美國接觸到的所謂新批評（New Criticism）的方法頗為接近。但有一天老師突然失蹤了，聽說是匪諜，被抓去槍斃了。因為他單身，所以也無法從他家人處打聽到他的任何消息。不過，就在這位老師的影響下，我看了很多像巴金、老舍、魯迅、矛盾等等五四時期的中國作家以及十九世紀俄國大文豪扥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那時，這些作家的作品還沒有禁，在書店裡租得到，但為了省錢，租來時就不分晝夜地看，十分著迷。

在初中讀書時我也很喜歡英文，這可能是受到張棟蘭校長的影響。張校長自己是專修英文的，所以很注意我們在這方面的學習，有時還舉辦英文演講比賽。可惜那時的英文演講沒有錄下來，要不然，現在聽一聽，一定十分有趣，說不定還以為什麼外星人在說話呢！不過，有一天我在學校的圖書管裡翻到了一本用簡易英文重寫過的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愛麗絲漫遊奇境記》），竟大致上看得懂，真的就像走進了另外一個全新的世界，那種超逸奇妙的感覺很難用筆墨來形容。

在這樣的背景下，當我於1953年從台南二中高中畢業─那時我們全家已自山崎搬到台南─去報考台大時，自然就選擇外文作為主修。進台大時英文考得還不錯，被分到外文系第一組，這一組的老師是原來燕京大學英語系主任，後來又去東海大學當英語系主任的Nancy Cochran女士。他用的全是美國所謂的oral-aural approach，特別注重聽和說。在班上問個別同學問題時，常常數著one、two、three，等數到ten而你還沒答出來時，她就next，轉請另外一個同學回答。對我們一些從台北以外來的，從來沒有機會和以英語為母語的對過話的人來說，實在太難了。但班上有北一女畢業的同學，他們雖已進了台大，但仍然穿著綠襯衫黑裙子的北一女校服，一看就知道。當Cochran老師問到她們時，她們總是很快就會回答，好不令人羨慕。不過，經過Cochran老師一段時期的「精神虐待」，英語聽和說的能力大大提高，後來又選了一位天主教神父的英語會話，所以到了大三時，用英語和外國人交談基本上已沒有太大困難。後來經過一位同班同學的介紹，還到青年會（YMCA）去教別人英語會話呢。

我在台大主修的雖然是英文，但我始終對中國文學和歷史也很有興趣，常常找機會去旁聽一些這方面的課。那時我最佩服的老師之一是文學院長，沈剛伯先生，我覺得他真是博古通今，學貫中西。我很想對中國的古籍作一番有系統的閱讀，但中國古籍卻浩如煙海，簡直不知如何下手。有一天突然心血來潮，決定去請教沈先生，但又不敢貿然就去，於是就寫了一封信給他，說明我的想法。那是大二時候的事。沒有想到，信寄出去不久，就收到他的回音，約我到院長辦公室去面談。那一天沈先生的興致很高，跟我大談治學之道，足足有一個多鐘頭之久，談到興奮處，還不時從褲子口袋取出手帕吐痰。最後他告訴我，要看中國古籍，可以先從《左傳》開始。回來後就去找《左傳》來看，但那時《左傳》的白話注釋和翻譯之類的書還不多，看起來很不好懂，而後來功課一忙，就把閱讀《左傳》的計劃擱置下來。沒有想到，二十年後在美國，由於對敘事文學的興趣，真就開始對《左傳》認真研究起來，到如今又是二十多年了，總算沒有辜負當初沈剛伯先生的一番諄諄教誨。

1957年台大畢業。服完兵役後，考取由美國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IIE）主辦的獎學金，包括飛機票，於是就在1959年的秋季橫渡太平洋，到明尼蘇達大學去繼續研讀英國文學。

剛由台灣出去到美國唸研究院相當辛苦。錢復院長在他的＜我的學思歷程＞中說，他剛到耶魯大學時，每週需要看兩千頁的書，平均每天得花十四小時才能看完。這絕非誇張。我自己倒沒有去統計我在明大每天看多少頁的書，反正每天總是看呀看的，好像永遠看不完似的。更麻煩的是，要看的書裡面有不少是文學作品，得一字一句地去推敲，不能快讀，否則無法在班上參加討論，也無法寫讀書報告。

在明大求學期間，對我影響最大的有三位教授：Samuel Monk、Allen Tate和Richard Mather（馬瑞志）。Monk教授是我的指導老師，他是十八世紀英國文學的權威，早在1935年即曾出版的The Sublime一書，被公認為是研究十八世紀英國文藝思潮的經典之作，並於1960年由密西根大學出版社以平裝本再版行世。Monk老師極重感情，該書出版之後，夫人及獨子一次在游湖時不幸溺斃，受到如此沉重打擊，從此無法再寫專書，也未再娶。後來康乃爾大學的M.H.Abrams教授主編一部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約請的個別編輯人都是名重一時的學者，Monk教授就是其中一位，負責十八世紀部分。該選集後來暢銷，曾為一千五百所左右大專院校採用作課本，影響極大。

Monk教授是我所認識的老師當中最會講課的一位；他對有關作者、作品及時代背景等都瞭如指掌，說起來真是歷歷如數家珍。更重要的是，他講課時十分投入，總是把自己濃摯的感情融入講授的材料之中，所以聽起來特別動人。他每次上課，教室總是擠得水洩不通，有時連窗台上都坐滿了人。他這種認真投入的授課方式對我極有啟示，也是我日後自己做老師時所追求的目標。

離開明大之後，一直和Monk教授保持聯繫。我最後轉往史丹福大學任教時，他為了躲避明州天寒地凍的冬天，還一度有意搬到金山灣區終老，但後來東岸的維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有更好的安排，老人家就搬到那裡，直到與世長辭。Monk教授對我的教導和愛護，我將永世難忘。後來他的另一個學生─現已從普林斯頓大學榮休的Earl Miner教授─曾在學報上撰文紀念老師，還特別提到Monk教授和我的師生關係。

Tate教授是當時紅極一時的新批評學派的主要成員之一，同時又是一名詩人。他沒有Monk教授會講課，但在詩歌欣賞一班上，聽他談到與當時其他有名詩人交往的點點滴滴，還有他自己寫詩的經驗，所謂名人現身說法，自有別人無法取代之處。他喜歡吟詩，每在分析一首詩之前，或在分析過程中，總喜歡以他略帶南方口音的英語朗誦全詩，或詩的片段。聽他以抑揚頓挫的音調唸他自己的〝Ode to the Confederate Dead〞以及艾略特的〝The Wasteland〞（＜荒原＞）等名篇時，真是一種享受。新批評方法的一大特色就是對文學作品的細讀與品嚐。在Tate教授的薰陶下，我養成了這種細讀的習慣，一直到現在都是如此。我在另外一位教授的班上寫過一篇論文，討論大詩人龐德（Ezra Pound）的中國古典詩翻譯，Tate教授看了也很喜歡，特別介紹到新批評的主要學報The Sewanee Review上發表。這篇論文現在讀起來覺得很不成熟，但因為是我第一篇在美國發表的論文（1965），頗有紀念意義。

馬瑞志教授出生於一個在河北省傳教的傳教士家庭，是早期美國移民中有名的清教徒Cotton Mather的後裔。他在中國一直長到十六歲才返回美國，說得一口流利的北京話。後來在柏克萊加州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專攻魏晉時期的思想和文學，對佛教和玄學尤有精深研究。他除了學術論著之外，又把《世說新語》全部譯為英文，貢獻很大。馬教授不但學問好，為人更好，是我認識的學者中最有修養，最溫文爾雅的一位。我沒聽過他的課，但做過他的助教，因此交往甚密，耳濡目染，受到他很大的影響。那時在明大唸文科的台灣研究生很少，而明大外國學生很多，常有各種文化活動，需要人去介紹自己國家的文化傳統和民情風俗，因此常有被邀請作報告的機會。馬教授的辦公室擺滿了各種有關中國的書籍，他告訴我隨時可以取閱。為了準備演講或寫文章，我就成了他辦公室的常客，不時還向他請教，他總是和藹可親地有問必答。所以我在明大雖然是主修英國文學，從馬教授那裡卻學到不少西方漢學家的研究成果和方法。

我很喜歡明大：我喜歡明大的老師，我喜愛明城（Minneapolis）純樸而友善的民風，我喜歡明州的湖光水色（明州有萬湖州之稱，大小湖泊星羅棋布，不計其數，而靜穆的密西西比河則繞著明大的校園蜿蜒而過），所以很想留下來完成博士學位。可惜的是，IIE的獎學金只有兩年，兩年之後就得自力更生。一個辦法就是繼續幫馬瑞志教授作助教，但那時選修中文的學生還不多，再加上其他原因，如果留在明大作助教，只能分配到四分之一的時間，收入有限，無法維持生活。正好那時明州鄰州愛我華州愛我華大學（University of Iowa）中文系需要一位專任教員，在馬教授的大力推薦下，我順利被聘用，於是就於1962年轉往愛大，一面正式做老師，一面繼續攻讀英國文學博士。

在愛大工作兼求學的那一年，有幸趕上芝加哥大學的R.S.Crane教授前來訪問，就選修了他開的文學批評高級研究課(Seminar)，獲益良多。Crane教授為所謂芝加哥學派(The Chicago School)的創始人之一，而芝加哥學派的興起則多少有和新批評派互別苗頭的意思。前面已經說過，新批評派強調對文本的細讀，對作者生平以及作品的時代背景不但不注意，甚至認為可以不去理會。芝加哥學派的看法正好相反。我雖然深受新批評派的影響，但也總覺得他們的做法有些偏激，影響我們對文學作品的全面認識，因此也就頗能接受芝加哥學派的一些看法。

Crane教授在課上重點討論了E.D.Hirsch剛在PMLA學刊上發表的題為"The Objective Interpretation"的一篇論文，論文的大意是：我們從事文學研究，基本上有兩種活動，一種是「詮釋」(interpretation)，一種是「批評」(criticism)。所謂「詮釋」，目的是在追尋作者或作品的原意(meaning)，方法越客觀、越科學越好；所謂「批評」，目的是在探討作品對當時以及我們後代讀者的意義(significance)，讀者可以根據自己對作品的感受盡量發揮。我們在面對一部作品時，到底是要追求他的原義呢？還是要發揮它對個人或當前社會的意義？那就要看我們研究文學的目的，二者並不衝突，甚至根據需要，二者可以兼用。Hirsch後來又出了專書，就是有名的The Validity of Interpretation(1967)，對論文中的主要觀點作了更詳盡的論述，而論文原文也被收入書中作為附錄。Hirsch的看法發表之後，引起很大反響，尤其新派人士，認為「原意」一說無法成立。但我個人仍覺得，Hirsch對meaning和significance的區分十分有用，可以解決許多在文學批評以及詮釋學上糾纏不清的問題。為了回應對他這本書的一些批評，他在1976年又出版了一本書，題為The Aims of Interpretation，對他的看法有進一步的闡釋，但基本立場未變。

愛大中文系當時由梅祖麟教授的令尊梅貽寶先生主持，梅先生是墨子權威，不但有英文墨子專書，而且還將《墨子》書譯為為英文。狄百瑞（Theodore de Bary）教授早年主編過Sources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一書，其中先秦諸子部分的選譯和簡介就是由梅先生負責。我選修了梅先生用英文開的中國哲學史一課，有系統的閱讀了一些從先秦諸子一直到宋明理學的經典著作，收穫很大，也更加強了我後來有意在漢學上發展的意圖。那時梅先生正在負責主編《清華學報》一期中國哲學專輯，中文論文需要英文摘要，英文論文需要中文摘要；梅先生希望摘要能比較詳盡一些，不要太簡短，而他自己忙，所以就把這份工作交由我來做。論文中包括了錢穆、唐君毅等先生的大著，為了能把摘要寫好，只得一篇篇去仔細研析，這對我是一個很好的訓練。

在愛大雖然生活安定，朋友也漸漸多起來，只是因為教書工作為全職，比較忙，無法全力唸書，而且那時我已決定要在中、西比較文學方面發展，於是就萌生去意。那時美國學術界對比較文學並不重視，正式設有比較文學系的學校極少，而比較文學同時也注意中西比較的就更少，有名的恐怕就只有印第安納大學一所學校。為了保證能取得獎學金，就多申請了幾所學校。結果以康乃爾大學的條件最為優渥，不但有全部獎學金，而且一給就是四年，同時在課程的安排上也比較自由，於是就於1963年告別愛大，轉往康大，繼續在美國的求學生涯。在康大對我影響最大的有兩位老師，一位是主持China Program的謝迪克（Harold Shadick）教授，一位是英文系的M.H.Abrams教授。他們二人在學術工作上所展現的那種認真、嚴謹、執著和寧缺勿濫的態度，留給我極深的印象，也成了我日後治學的指導原則。謝迪克教授於1920年代即遠赴那時稱作北平的燕京大學任教，一直到中國大陸變天，才又轉教康乃爾大學。他在漢學方面的成名作是《老殘遊記》的英文翻譯，譯文流暢而精準，還附有大量的注釋，是一部學術性頗高的譯作。哥倫比亞大學的夏志清先生是中國傳統小說研究方面的權威，當他在自己的論述中引用原書片段時，即使已有現成的英文翻譯，總還是再翻譯一遍，以確保對原文的忠實；唯獨在引用《老殘遊記》時，卻基本上採用謝教授的譯文，由此可看出謝教授譯文水準之高。謝教授真正的興趣是中國戲曲，因為他自己喜歡西方歌劇，也會唱。在譯完《老殘遊記》之後，本擬在這方面發展，但由於教學上的需要，開始編輯一本初級文言文讀本。當時的構想很簡單，選幾篇名篇，然後作一些簡單的英文注釋。豈知工作一開始，謝教授就一秉他嚴肅認真的治學態度，認為既然要做，就一定要做好；除了字彙的注釋之外，還應當包括句法分析以及對文言文文法的全面介紹。他本人並沒有語言學方面的訓練，但為了把書編好，就買了大批最新語言學方面的著述以及有關文言文語法方面的書籍加以鑽研。就這樣經過二十多年鍥而不捨的努力，終於編寫成了一部三大本的A First Course in Literary Chinese（《文言文入門》）；第一本為選讀和練習，第二本為單字及詞句的英文注釋和分析，第三本則為對文言文文法的整體介紹，提出許多新的看法。全書於1968年由康乃爾大學出版社出版。Abrams教授是西洋文學批評─尤其是十九世紀浪漫文藝思潮─的權威，稱得上是大師級人物。他雖然也編寫過不少專書、文集和選集（前面已提到過的，在美國大專院校使用最多的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就是由他主編，而他撰寫的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也是一版再版，十分暢銷），但嚴格說，他真正重要的學術著作就是1953年出版的The Mirror and the Lamp：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和1973年出版的Natural Supernaturalism：Tradition and Revolution in Romantic Literature 。兩書相距二十年，而且都和浪漫文學理論以及浪漫文學有關，這就充分說明了我上面說過的Abrams 教授認真、嚴謹、寧缺勿濫的治學精神。但真所謂「一分耕耘，一分收穫」，Abrams教授雖然為了寫這兩本書付出了大量的精神和心血，但每本書一出來，就在學術界引起轟動，分別贏得文學研究大獎和無數掌聲，而他本人更於1984年榮獲美國藝術科學學院（American Academy Arts and Sciences）所頒發的人文研究獎（Humanistic Studies Award）。藝術科學學院的人文研究獎十分難得，自1976年設置以來，Abrams教授僅為第二位獲此殊榮的學者，第一位是大文學、哲學批評家Kenneth Burke教授。上面談到的Abrams教授的兩本書中，我認為第一本─The Mirror and the Lamp─對後來的影響更大。這本書雖然主要是在評介浪漫文學理論，但為了凸顯該理論的特色及其在整個西方文論傳統裡所佔地位，書中第二章即將西方文論從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一直到當時盛行的新批評的主要論點，一一簡明扼要的介紹了一遍，所以讀這本書就好像讀一本完整的西方文學批評史。更重要的是，為了將幾千年錯綜複雜的文學理論解說清楚，Abrams教授設計了一個也許可以稱為四維體系的分析架構。他認為一個文學世界不外四個要素，那就是作品、藝術家、宇宙和觀眾（讀者），而且這四個要素之間的關係可以用下面的圖示來表示：宇作品藝術家觀眾如此一來，西方文學史主要的批評理論，就可以依據它們所強調的四組關係分為四大類：模仿（mimetic ─強調作品和宇宙的關係）、實用（pragmatic─強調作品和觀眾或讀者的關係）、表現（強調作品和藝術家的關係）、客觀（objective─強調作品本身的價值）。吳成文院長在他的＜我的學思歷程＞中說，他在大三時，讀到一篇有關DNA（生命遺傳）的論文，受到很大震撼，因為一個人通過遺傳而長得像父親或母親本事一件很複雜的事，但卻可以用一個簡單的結論加以解釋。他說：「世界上最美的事情就像這樣子，一個簡單的結構可以解釋最複雜的事情，這對我是一個很大的震撼。」（《我的學思歷程》第一集，1999年，頁29）Abrams教授有關文學理論的四維體系可以稱得上是這一類的簡單結構。後來我採用他的結構去分析金聖嘆（1608-1661）的文學理論和中國傳統小說批評，都有很好的效果；而已故的劉若愚教授在他的名著《中國文學理論》（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1975）中的分析架構，也是根據Abrams教授的四維體系架構而來的。1966年小女出世，又受到經濟威脅，所以雖然還在寫博士論文，就開始申請全職教書工作，並且有幸受聘於密西根大學的遠東系。到一個新地方從事全時間的教學工作，的確很忙，因此論文就一直拖到1968年才完全寫好並通過口試，寫的就是金聖嘆的文學批評。我和家人們都喜歡密大所在地的Ann Arbor城的環境和學風，同事們相處融洽，我們的男孩也出生在那裡，所以本以為會在密大長期定居下來，但沒想到史丹福大學突然來信，約我去演講，之後不久又收到他們的正式聘書。收到史大的聘書後，著實為難了一陣子。後來想到那時在史大任教的劉若愚教授是一位我十分佩服的學者，到史大去可以向他學習；而史大又地近眾多華人所在地的舊金山，諸多便利，所以最後決定接受史大聘書，並於1969年夏天舉家遷往加州。就這樣在史大定居下來，轉眼已是三十年有餘。我在密大開的是中國古典詩歌方面的課（ 因為金聖嘆除了《水滸傳》和《西廂記》之外也評點過大量的唐詩，尤其是杜甫的詩），但到了史大卻改教傳統小說和戲曲。中國古典詩歌一般來說篇幅較短，於看完一首之後再回頭來作全面的分析和欣賞不需花費太多時間，比較容易處理。但傳統小說和戲曲就不同了，尤其是到了長篇章回小說，如果一定要先把一部書全部看完後再對全書加以分析和討論，中間所需的時間就可能太長，影響學生的興趣。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之後，我終於悟出了一個在閱讀敘事文時邊看邊分析的可行辦法來。這個方法說起來很簡單，就是對故事發展的一種追蹤，也是我們在閱讀敘事文時的一種實際經驗。對於這種閱讀經驗，我曾做過如下的描述：「我們在讀一篇故事時，會不斷回想先前出現的種種事件，並從新讀到的事件出發，重新評估他們的意義。實際上，我們不但會回到業已發生過的情節之中，我們甚至會根據情節的線索和某些暗示去猜測故事將怎樣轉折，怎樣結尾。」這是一種注重閱讀過程的閱讀方式，在閱讀故事的過程當中就可以對故事做出種種判斷和反應，不必等到看完後才去作整體分析。後來讀者反應批評（Reader-Response Criticism）在西方興起，才知道這種強調閱讀過程的閱讀方法原來也是這一派的主張，就感到很欣慰。後來我又把這種注意閱讀過程的閱讀方法簡稱為「音樂式」的閱讀方法，把注意作品整體結構的閱讀方法簡稱為「圖畫式」的閱讀方法，並對二者不同處作過如下說明：「所謂『圖畫式』的閱讀方法，所注意的是一部作品中的煉字造句和總體結構，就像我們在看一幅圖畫，所欣賞的是線條和色彩的組合，是全幅畫面所展現的情調和意境，在感覺上是平面的、靜止的。所謂『音樂式』的閱讀方法，所注意的是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的種種感受和反應，有些像我們在聽音樂，隨著旋律的變化而興奮或哀傷，感覺上是立體的、流動的。」有關「圖畫式」和「音樂式」這兩種閱讀方法更詳盡的說明和應用，請看我在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出版的《中國早期敘事文論集》（2001年再板），這裡就不多說了。總之，我認為對敘事文最全面的閱讀方法應當過程和結構並重，而就實際情況來說，也許可以先做「音樂式」的閱讀，然後再作「圖畫式」的閱讀。主辦人告訴我，我可以講一個半小時，現在時間差不多了，我想應該做一個總結了。其實，像這樣的一種演講，並沒有什麼好總結的。不過有時我也在想，像我這樣在海外講授中國文學，經常還得用非自己母語的英語寫文章，翻譯等等，目的究竟何在？十多年前，北京大學出版社出了我的一個集子，書名是《左傳與傳統小說論集》（1989年），主要是我已經用英文發表過的論文的中譯本，在書前的〈自序〉裡有這樣的一段話，很能說明我的想法和心情，現在就唸出來供大家參考：「也許因為我原先是學英美文學的，所以在討論中國文學時，常不自覺地採用東西文學比較的觀點。當然，有時候我也有意這麼做。因為西方一些理論家在討論所謂『一般文學』（general literature）時，事實上仍只以西方文學為實例。因此，在文學理論的建立上，如何將歷史悠久而又自成一體的中國文學納入世界文學主流，就成了我多年來研究中國文學的主要目的。正如在其他學科領域內一樣，西方的文學理論家們也發展了一套文學的術語，為了讓這些人多了解中國文學的特色和精神，使用一些他們的語言和分析方法，就很有必要了。不過，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在運用西方文學的一些觀點和方法來討論中國文學時，主要目的應該是為了找出中國文學的獨特處，再進而建立一套較有普遍性的文學理論；而不是為了標新立異，將一套並不太適合中國特有情況的理論和方法強加於中國文學之上。」最後，我還想說幾句和大家共勉的話。在座的如果有非主修文科但對文科有興趣的同學（因為我想你們既然來聽我的演講就應當對文科有點興趣），我希望將來不管你們的工作有多忙，都應當盡可能保持你們在這方面的興趣。這只會使你們的生活更充實，更有意義。在一次「大學的理念與實踐會議」上，前共同教育委員會主委張麟徵教授曾說過一段話，我覺得很有意思，她說：「同學們進到大學來可能要學得一個謀生的技能是無可厚非的…..但是在對你們未來的謀生技能付出相當關心之餘，我想我們的大學應該還有其他的功能在…..（那就是）要培養同學的知性和感性。」接著他又進一步解釋說：「知性就是你對宇宙的認識，對社會的認識，對生命的了解。感性就是你了解了它們，但是你可能對它們沒有關係，培養感性就是培養你對這個社會、環境、生命有所關懷，我想這個就是我們為什麼要拓展同學的視野，推展通識教育一個很重要的宗旨。」（《我的學思歷程》第一集，頁242-243）　　我看《我的學思歷程》第一集中的講稿，已經來此作過報告的人，絕大多數是理工科或醫學方面的專家和學者，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之中幾乎全部都對文科─尤其是文學─有興趣。辜振甫先生酷愛京戲，自己也會演唱。李遠哲院長說，他在大學時代，除了科學研究之外，還看了不少其他方面的書，包括當時被禁的巴金、魯迅以及一些俄國大作家的作品。陳維昭校長雖然主修醫科，但通過自修，竟然還通過了外交官領事官檢定考試和新聞行政高考。他還說，他在高中時代，「對章回小說相當著迷，像是《說唐全傳》、《羅通掃北》、《薛平貴征東》等都看過，《三國》、《水滸》、《紅樓夢》當然更不用說，後來慢慢的也喜歡去看世界名著小說，有一陣子也愛讀郭良蕙、瓊瑤等的愛情小說。」（《我的學思歷程》第一集，頁114）張忠謀先生最喜歡的還是中國文學，而黃昆巖院長的first love是歷史。我想他們這些在文科方面的興趣和修養，對他們日後的為人處世，甚至工作，都產生過一定的影響。　　對於在座的主修文科的同學，我建議你們除了主修科目之外，不妨去選修一些實用的課程，正好像主修理工或其他實用科學的同學常努力去增強自己的文科素養一樣，這樣將來在人生的道路上就可以多一些選擇，多一些自由。至於那些決定走文科學術道路的人，我只想說：將來無論遇到多少困難和挫折，一定要堅持自己的信念，鍥而不捨地努力前進。多一分耕耘，自然就會多一分收穫。像我這樣懵懵懂懂的，到國外去留學，一心一意只是想把書唸好，根本沒想到最後會從一間長春藤大學畢業，而畢業後又能在像密西根和史丹福那樣的一流大學做自己喜歡的工作。好了，耽誤了大家許多時間，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