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嚴法師【我的學思歷程】-通識教育論壇

主持人：李嗣涔教務長地　點：思亮館國際會議廳時　間：89年4月12日晚上7時至9時

或許諸位老師、同學覺得很奇怪，為什麼學校請了一位和尚來講學思歷程，而不是講念經、超度，或是鬼神世界的事？我個人雖然有一些宗教上的體驗，並且也相信除了人以外還有其他的眾生存在，但是我今天不談論這些問題。記得我剛從日本回來時，想要到台大參加一個會議卻得不到許可，因為我是和尚。在當時和尚是不能進入學府的，現在時代不一樣了，台大就有一位恆清法師在教書，今天我也受邀來講學思歷程，此一現象的轉變的確令人振奮。過去學者們認為宗教是迷信的，我偏不迷信，並且走上了學術教育的路。

在此與諸位分享我個人的學思歷程，並不是希望諸位聽完演講後就來跟我出家或學佛，而是提供同學們一個思考的方向，或許有點參考價值。我就用四個子題來談我的學思歷程。

第一、我的求學過程第二、我的研究過程第三、我的學以致用過程第四、我所關心的事，亦即這些年來我做了些什麼

我在一個非常窮困而且多災多難的社會環境中長大，我所出生的農村在我出生後不久就消失了。它位於江蘇省的長江邊上，當時長江不斷位移，南邊升、北邊塌，我出生時正是情況最嚴重的時候，幾個月後農村已經變成了長江的一部份。11年前我回家鄉時，我的出生地已經在長江的中心了。 由於我的家人都是文盲，沒有人教我讀書，不像諸位這麼幸運。事實上，小時候的我是個弱智的小孩，到了六歲才會講話，九歲才開蒙讀私塾，之後又因戰亂而中止。我讀書的過程非常坎坷，私塾經常換老師，而且只教我們背書。我因不懂其中的意思，所以覺得很無聊，經常跟同學逃學去爬樹、抓鳥。有一次我不小心從樹上掉下來，跌壞了一根脊椎骨，直到現在還留有後遺症，如果當時有好的學校、好的老師，或許就不至如此了。

後來我進了小學，四年級時由於抗戰的緣故，無法再繼續讀書。抗戰期間，因為江南地方有和平軍、國軍、新四軍等的拉鋸戰，而且水災不斷，我經常看到戰爭、水災後所留下來的死屍。所以我從小就感到人命非常的脆弱，說不定下一次就輪到了我或我的家人，我的思想也因此顯得比一般同齡的小孩早熟。13歲當了小和尚，我便認為自己已是大人，懂得很多事了。出家後，我的際遇丕變，好像由貧窮的農村到了天堂，老和尚請了兩位老師專門教我，一位教我佛經的道理，一位教我讀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以及詩經、書經等等。另外還有好幾個佣人，我們叫他們道人，他們稱老和尚為老爺，叫我這個小和尚小老爺。那時我第一次知道佛經是有意義的，我非常驚訝，原來佛經不只是做法事用，其中是有道理的。佛經中的道理非常有用，它並不是一種哲學思想，而是一種生活的觀念，不論貧富貴賤、男女老少，只要有煩惱，皆能從中得到疏導。我深深覺得佛法這麼好，然而知道的人少，誤解的人多，非常可惜，於是我開始鑽研佛經，而且照著去做，希望能多懂一些，並讓大家分享，那是十四、五歲的事情。

好景不常，抗戰勝利後不久，新四軍（即中共的軍隊）到了我們山上，我這個小老爺變成了小朋友，什麼事情都得自己做，生活相當困難。後來我們離開南通的狼山到了上海，一、兩年後，我們便靠著專門替人念經過活。那段日子非常苦悶，沒有人能繼續教導我佛經的道理，也沒有人將佛經活用，只是日以繼夜不停地念經。那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時段，那時我年紀並不大，覺得如果一直這樣下去，不如不要當和尚。就在這時候正好來了一位從前同在狼山的前輩，是靜安寺佛學院的教務主任，他建議我的師父讓我去讀書。雖然我的師父捨不得，因為我一走就少了一份收入，不過他還是答應讓我去讀書。我進佛學院有一段趣事。以我的程度，肯定無法通過佛學院的考試，於是我的師父就事先替我寫了一份自傳，要我背熟它。那時入學考試的作文題目是對佛教未來的看法，我心想自己連現在都不知道，怎麼會有對未來的看法呢？因此就把背熟的自傳照抄一遍交卷。幸好當時教務主任就是我的前輩，想想這個小和尚雖然文不對題，至少思路還通，孺子可教，就這樣我進了佛學院。一年後，在班上的四十多位同學中，我考了第六名，這樣的進步很讓人吃驚。畢業時，我本來應該是第一名，但因為要加進修行的分數，而我當時的身分只是小和尚，修行的分數不夠，於是變成了第三名。畢業後我隨即進入研究班，前後約有一、兩年的時間，我一面擔任製作壁報的主編，一面擔任雜誌的編輯，相當的活躍。我之所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有這麼大的蛻變，完全是因為我有信心的緣故，這所學校的門檻很高，很不容易進去，然而在我不斷的努力下，許多困難的事便都迎刃而解了。這段在佛學院求學的歷程大大地提升了我的信心。

政府遷台後，我隨著軍隊到了台灣，那一年我19歲。由於我沒有中學文憑，所以錯過了一次次報考軍校的機會。後來有一次招考不需要文憑，我前去應考卻落榜了，原因是佛學院中沒有幾何、代數等數學課程，所以對此科目我根本無法作答。兩年後，我考取了陸軍通訊兵學校，這過程也很有趣，第一次投考我雖然落榜，卻已將考題背了下來，沒料到第二次考試的題目竟然沒有更換，於是我被高分錄取，成為軍官學校的軍官。這真是一個奇蹟。在軍中讀書是很苦悶的，完全要靠自己。有很多人問我將來要做什麼，我一貫地回答將來要「當和尚」。想當和尚，就要讀佛經，然而在40年代的台灣，不容易看得到經書，所以在那段時間我讀了許多的文學作品，包括翻譯文學、古典文學，以及哲學、社會科學之類的書籍。一直到現在，我還很感謝台北市立圖書館，因為他們有一輛巡迴圖書車，我每個星期都會借十幾本書，經過一年，該館中的藏書我大概都讀過了。這些書有中央文物供應社出版的書、商務印書館的人人文庫及翻譯民俗叢書、啟明書店的青年百科全書、文馨書店的文馨叢刊等等。另外，我還參加了由李辰冬教授、趙友培教授、以及其他幾位師範學院的教授所合辦的文藝函授學校，開始練習寫作，作品函蓋了新詩、小說、散文。同時，我也嘗試著投稿，那時候的稿費比我當少尉所拿的薪餉還多一點，所以我常被人敲大頭、請客。

就在此時，我接觸了儒家的思想。當時香港王道先生編的《人生》雜誌，經常刊登錢穆、牟宗三、徐復觀等人的文章，我很認真地學習朱子、王陽明等學者的思想，也為該雜誌寫文章。那時我二十多歲，深受王道先生的器重，他經常寫信鼓勵我，並且寄給我很多書。那段時間，我過得很充實，雖然人在軍中，心裡卻仍然想著要做和尚，經常與一群儒家學者談論佛教。現在的儒家學者，大多與這一批前輩有些淵源，例如鵝湖學派的人，大概都跟他們有關。那時候，有兩個人的思想對我影響非常大，其中一位是梁啟超先生。梁先生的著作包括了文學及佛學兩方面，其中《研究佛學十八篇》這本書給我很大的啟發，另一本《飲冰室文集》對我的思想亦有深遠的影響。另外一位是胡適先生，當時有人借我一套《胡適文存》，對我的影響非常大。他們二位的思想、觀點不同，對我卻都具有啟發性。梁先生從資料上做整理與介紹，組織非常嚴密。而胡先生的懷疑精神─不必人云亦云的思想，也就是前人的話可以聽，但不一定要相信，這種態度對佛教而言是不可思議的，我受到極大的震憾。因為佛教徒的信仰是全盤接受過去人的說法，不必要也不應該懷疑，所以胡適先生此種懷疑精神，對我具有很大的啟發；前人的思想固然有它的時代性意義及貢獻，值得給予肯定，但未必符合現代，是否還值得依循，尚須仔細加以評估。總之，我在軍中讀了很多書，對我非常有用。30歲我從軍中退伍，那時漸漸有人助印佛經，佛教界捐贈的佛經也慢慢多起來。

還有，因為當時我幫許多雜誌寫文章，所以佛教界也向我邀稿，於是我又回到了佛教圈，讀佛教的書，寫佛教的文章，繼續在佛學上面下工夫，而且同時也恢復了出家人的身分。但是出家之後，我馬上感受到中國近代的佛教非常的衰弱，雖然有幾位大師致力於佛教普及化及佛教素質的提升，努力了幾十年，卻未能讓中國佛教起死回生。那個時代的人觀念根深蒂固，認為和尚一定就是念經的。有一次我生病去看醫生，醫生、護士都對我說：你是不是念經念得太辛苦，念出病來了？還是不夠誠心，冤魂來找你了？我聽了這些話，心想一般的和尚大概就像他們所說那樣，我於是下定決心要更深入研究佛教的教理。

31歲，我到山裡去用功。那時候山裡沒有電燈、自來水，也沒有人提供我任何資源，一天吃一餐，而且經常吃蕃薯葉。這樣的生活條件，我卻不以為苦，因為我有一套《大藏經》，已經很足夠了，我就這樣在山中安住下來，一步一步地用心思考佛教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佛教的經典包括經、律、論，經是佛所說的，律是佛制的，論則是歷代高僧所寫的。以宗教學來講，論就是神學，律就是一種制度、規範，經是一種語錄，是將釋迦牟尼佛所說的話，一段一段、一片一片記錄下來，這三種都有其重要性，都需要了解。因為中國佛教相當散漫，出家人常被批評不清淨，不守戒律，因此我第一步就先研究戒律。戒律是非常枯燥的，但是經過研究之後，我發現它很有趣。戒律中有很多由梵文翻譯成中文的名詞〈名相〉，不懂梵文便很難了解其意義，再加上很多制度只有印度才有，所以很少有人願意去研究它。正因如此，我才更覺得必須好好研究戒律。在我深入研究之後，不但發現了過去沒有人發現過的問題，也了解過去的人不懂的事情。講述戒律的律藏，有許多派別，其中有五種律、四個大論，稱為五律四論，我全部讀完之後，再彼此比較、前後對照，於是就像解讀密碼般地解讀出它的意義與精神。經過這樣的研究，我把戒律讀通了，覺得收穫頗豐，於是就寫成了《戒律學綱要》一書。直到現在，這本書在台灣甚至大陸各地，許多佛學院都把它當成教科書，也有許多人讀了這本書而成為佛教徒。我研究戒律直到現在仍未放棄或中斷，還在持續地研究當中。

經有大、小之分，我是從一般人都知道的《阿含經》開始研究。《阿含經》是在釋迦牟尼佛的時代產生，由佛親口所說。其中最接近釋迦牟尼佛思想原貌的是《雜阿含》。這部經的內容簡短，一小段一小段的，充滿當時釋迦牟尼佛的精神。《雜阿含》很少談到鬼、神、三世因果等等，多是談生活上的觀念、持戒等問題。直至目前，我仍然覺得《阿含經》才是佛法的基本思想。至於流行於中國的大乘經典，則是後來慢慢發展而逐漸形成的。

我的思想受到兩個人的影響很深，一是太虛大師，另一是印順法師。太虛大師將中國佛教加以整理並擇要說明，他是站在中國佛教的本位來談佛教，思想非常開明。印順法師主要是站在印度《阿含經》的立場來討論佛教，他是太虛大師的弟子。我個人非常認同太虛大師提倡本土化的觀念，因為要強迫中國人全盤接受印度的思想模式，有實質上的困難。中國佛教有中國佛教的特色，這就是本土化。這個觀念很重要。印順法師則是追溯佛教的源頭，還其本來面貌，使後來加入的思想不至於取代了原始的佛教，亦即將中國佛教中屬於中國人的思想，包括中國民間信仰、儒家、道家思想等一一篩檢出來，使中國佛教符合於佛教的原貌。這個想法也很有道理。他們二位，一位是從源頭看，一位是從本土看，都很好。我自己則漸漸形成世界化的理念，在山中閉關的那段時間，雖然未成熟卻已逐漸具有雛形。

我在山中的日子裡，輔仁大學有位教授，是天主教的神父，寫了幾本書及幾篇文章，表達他對佛教的看法。他寄給我幾本天主教的雜誌，其中有幾篇文章談到，現在的佛教徒沒有學者，不懂梵文，也不知佛教的教理。他還附了一封信給我，說：「聖嚴法師你在山裡，好像有一點學問，但是你懂得梵文嗎？你了解正確的佛教嗎？你也寫嗎？」我讀完這封信之後，覺得這位神父如此關心佛教，真是了不起。另外，還有一位基督教徒，也是站在批判的立場，專門寫佛教的文章。佛教徒自己不會寫佛教的文章，而讓基督徒、天主教徒來寫，真是慚愧啊！於是我認為自己應該發奮圖強，努力吸收新知。

恰巧我的一位朋友楊白衣先生帶了幾本日文書來看我，他告訴我，不看日文的佛教著作，就成了井底蛙，我寫的那些文章，人家老早以前就已經發表過了。被他這麼一提醒，我才知道要振作佛教，還要先學會看日文書。隨後他又寄了幾本日文文法的書給我，兩、三個月後，我就這樣靠著自修自學，看懂了日文書。此後，就像多開了一扇窗子，我看到了目前世界學術的面貌，於是動了想到日本求學的念頭，便寫信去徵詢印順法師的意見。印老並不贊成，我也就放下這個念頭，繼續自修閱讀日文書籍，並根據日文的觀點重新建構對佛學的新思考模式。

中國過去的佛學，大概不離抄、編、對照、解釋的模式，然而日本的學者不同，他們富有研究性，小題大做，一個小小的題目可以延伸出大題目，然後寫成一本巨著。這使我感到非常的新鮮，也覺得是一項挑戰，因此就模仿日文書的架構，嘗試寫了幾本書，其中一本是《比較宗教學》，這本書已經幾十年了，現在仍由中華書局印行。此外，我也利用這種新的方法編了《印度佛教史》、《西藏佛教史》、《日本佛教史》，這幾本書到目前仍然受到歡迎。雖然我已經寫了好幾本書，不過我還是覺得不足以挽救佛教的衰頹，於是我回到台北準備出國留學。我在善導寺住了一年，一面補習日文，一面主持講座。那時我認識了許多學者，例如錢穆先生就是講座的主講人之一，還有高明先生等十幾位教授也都接受邀請，到善導寺擔任主講人。我雖然是主持人，可是當我在介紹這些教授時，常常覺得自己什麼都不懂而感到慚愧。另一方面，我也從這些教授們身上學到很多，其中好幾位教授都希望我能當他們的學生，可惜我執意要到日本求學，未成為他們的學生。

當我的日文已經到達相當程度之後，便到日本求學，那是1969年的春天。我沒有接受過正規的初中、高中、甚至大學教育，幸好有一些著作，讓我獲得可到日本參加研究所入學考試的機會。日本研究所的入學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先當一年的研究生，再進碩士課程，另外一種則是直接參加入學考試，通過後便可進入碩士課程。入學考試考《法華經》，必須將英文經文翻譯成日文，將日文經文翻譯成中文，再將另一段不同的中文經文翻譯成日文。這主要是測驗語文程度，雖然我英文不行，日文也不太好，但是《法華經》我幾乎都能背誦，於是就憑著記憶，拼拼湊湊地交了卷。沒想到我就這樣通過了入學考試，這一定是觀世音菩薩幫的忙，我才能夠這麼順利地進入碩士課程。

入學之後，一方面因為日本老師講話的速度較快，另一方面則因老師講話較為文雅，不是一般談話的語言，我無法聽懂老師上課的內容，只好在下課時向同學借筆記來抄。這樣大約過了半年的時間，我已漸漸地聽得懂上課的內容，也能自己做筆記了。第一年結束時，我只剩下兩門課沒修，因此第二年，我一邊修兩門課，一邊寫碩士論文。

在此要與諸位同學分享我寫碩士論文的經驗。我請教我的指導教授我應該寫什麼題目，他回答「不知道」，我請他給個建議，他說「我正在講授慧思禪師的《大乘止觀法門》，我不懂這本書，請你來寫吧。」我想他說的是客氣話，於是點頭答應了，之後我每寫完一個段落去請教他，他都回答「我不懂。」另外上課的時候，他每講完一段，就會問我「張桑，你說對不對啊」。我覺得很納悶，若是不懂，怎能教書？他的回答是「就是因為不懂才講，因為我不懂才叫你寫。」其實他不是真的不懂，他是東京大學的文學博士，是位非常有名的教授，而他的老師則是佛學泰斗木村泰賢。倘若他真的不懂，怎麼會開這堂課呢？他就是不告訴我，讓我自己研究、自己寫。半年之內我就將論文完成了，一般碩士論文只要幾十頁，我寫了足足兩百多頁。我的指導教授看完後說：「你這篇論文雖然觀點與我不同，也可以成立」，就這樣我的碩士論文被通過了，同時他也要求我繼續攻讀博士。那時我遇到一個難題，那就是經濟的困窘。當年我到日本留學時，包括我的師父在內，幾乎所有的人都反對，就連居士也沒有人願意支持我。我身上只有一張飛機票和一、兩個月的生活費。臨行前我曾去找一位企業家，他給我三封信，告訴我每一封信就是一份厚厚的獎學金，需要時，可去找其中的一位幫忙。剛開始我沒有想過要找人幫忙，半年後，實在撐不下去了，於是去找了其中一位大商人，他告訴我，他剛來日本留學時也是沒有錢，要靠打工度日，他提醒我既然身為和尚，便可以靠念經賺錢。雖然沒有得到他的金錢資助，我仍然感謝他提醒我如何賺取生活費，後來我的生活費來源，一是替華僑念經，二是當導遊。我帶領東南亞來的佛教徒到處參訪寺廟，他們離開時都會給我一個紅包，其實請一位真正的導遊，所花的費用絕對比給我的紅包多，我可以說是廉價的導遊。不過，這些紅包再加上念經的收入，已足夠讓我讀完碩士課程了。

道心之中有衣食衣食之中無道心

然而若要我繼續攻讀博士，實在有點困難，於是我向指導教授報告無法繼續求學的窘境，當時他給我兩句鼓勵的話：「道心之中有衣食，衣食之中無道心。」現在我也將這兩句話與諸位分享，道心也就是你的願心，只要你有願意為佛教、眾生抑或為社會奉獻的心願，那麼就不必憂慮生活費，自然有人會資助你；如果真為生活費而忙碌，那麼為社會、為眾生奉獻的心大概就沒有了。當初跟我一起在日本求學的許多留學生，每天為了賺更多的生活費而疲於奔命，結果便無法把書讀好。後來我的指導教授又對我說：「如果你實在過不下去，我帶你去化緣」。這位教授對中國人充滿感恩之情，他認為歷史上有很多日本留學生到中國求學求法，帶回很多東西，因此日本人必須報答中國人供給法乳的恩惠，這也是他願意帶我去化緣的理由。教授的這番話使我頓時安下心來，再無後顧之憂，而且也很奇怪，不久我就收到了一份來自瑞士的匿名獎學金，讓我順利地完成四年的博士課程。這是一個非常難得而且不可思議的因緣，一直到幾年前，我才知道提供我這筆獎學金的人士是誰。我想「道心之中有衣食」這個觀念，不止對佛教徒有用，對任何人也都有用，只要你有為國家社會貢獻的心願，你就一定有辦法完成你的心願。我遇過好幾位教授，談起他們的學思歷程，幾乎都有同樣的遭遇。~)我一共花了四年的時間修完博士課程，同時拿到文學博士的學位，這在我就讀的學校裡尚無前例，而在當時的日本也是很稀有的事。畢業後，我旋即回台灣參加民國64年的海外學人國建會，並於會場中認識了許多位學者，也認識了文化大學的創辦人張其昀先生。他邀請我到他的學校教書，但當時因為我還要去美國，所以沒有答應他。本來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維多利亞學院請我去擔任一個特別講座，而僑居美國的沈家楨先生亦邀請我先到美國，再到加拿大。於是在那一年（西元1975年）我到了美國，而且也改了行，由新科文學博士變成禪師。因為在那邊文學博士無用武之地，而美國佛教會有一批西方的年輕人想學中國的禪，正好我在日本、中國大陸及台灣都有一點禪的基礎，於是就開始教禪，直到現在。

1976年冬，先師東初老人圓寂，我遵其遺命回國主持他的道場－中華佛教文化館。那時張其昀先生聽說我回來，就請我擔任中國文化學院哲學研究所的副教授，當時該研究所附設的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所長出缺，他也一併請我擔任所長。基於這樣的因緣，我又回到了本行，並且執起教鞭，開始教書生涯。台灣第一所佛學研究所就是由中國文化大學首開先例，後來這一所佛學研究所也演變成中華佛學研究所的前身，所以我們的中華佛學研究所迄今已有20多年的歷史。那時候我的責任很大，除了找錢還要找人來授課。很多課程都不容易找到人，更何況要找教佛教語文、佛教哲學的人，難上加難，於是從國內找到國外，連我自己都濫竽充數。像中觀、唯識、淨土、禪學、天台、華嚴等課程，全都由我一個人包辦，幸而學生都非常優秀，帶了兩個學期之後，都能夠自己獨立研究了。我的梵文不好，但是我帶出來的學生都非常好。我的專長是中國明末的佛教，非印度的中觀及唯識學，不過我還是開了這兩門課，因此我也變成了唯識學家、中觀學家。幾年下來，學生一個個到國外留學，也有好幾位已回到台灣貢獻所學，其中一位惠敏法師，還當了國立藝術學院的學務長，梵文相當的好。我從前帶的學生，有的現在已經在我們自己的研究所教華嚴、天台、中觀、唯識等，而我們現在開的語文課程，如藏文、巴利文、梵文等，老師和學生的素質都很高，有好幾位能將藏文原典譯成中文，或是研究梵文而能寫論文甚至出書。

當初我教這些課程時自己的程度雖平平，但是要求很嚴格，我對學生說：「我不行，但是你們要行，因為我不懂，所以你們要懂」。這一點是跟我的老師學的，他是假不懂，而我是真不懂，然而即使自己真的不懂，也要叫學生們懂。中華佛學研究所有一份學術論文刊物，名為《中華佛學研究》，前身是《中華佛學學報》，已有20多年的歷史，由於這份刊物，我自己每年必須交一篇論文。另外我也參加了幾個國際學術會議，有日本的，也有世界性的，因此我每年都要寫幾篇論文，有的是用外文寫的，有的是用中文寫的，這些論文多半會在台灣的中文刊物上發表。我一路走來，今年雖已71歲，並沒有放棄研究，也未曾放棄學術。在佛教學界，大概很少人不認識我，這倒不是因為我的學術成就有多了不起，而是由於我辦教育非常認真，我們的老師以及學生都非常優秀，而且也常態性地參加國際會議之故。

以上與各位分享我的讀書歷程，接下來談我學英文的有趣經過。我在小時候已經學過ABC了，但是我的英文一直不行，之所以到美國，就是希望能將英文學好，當時我已經46、7歲，雖然不容易，還是要繼續學。我並不是期待美國的環境多好，只是認為有國際性的接觸，而且多開點眼界總是好的。因此截至目前，我有中文著作、日文著作，也有英文著作，主要是中文著作，而英文著作多半是屬於禪修指導方面。這些書有的是學術性的研究，有的是通俗、開放性的文章，研究性的是給少數人看、通俗性的是給多數人看的，但若想把通俗性的東西寫好，就必須有研究做基礎。我年輕時寫文章的態度，就是一定要讓別人看得懂，前提不是自己想要發揮什麼，而是讀者需要什麼，我就提供什麼。

我向來的研究原則有二，一是古為今用、溫故知新，這是從現在看過去，將先民的智慧遺產消化後，重新組織，便會產生一種新的觀念和新的力量，然後再把它活用於現代。如果沒有借助古人的智慧，那麼我們只能天馬行空、閉門造車，這是非常可惜的，因此我研究的基本態度是「古為今用、溫故知新」。二是立足中華、放眼世界，也就是本土化與國際化。本土化與國際化必須並重，倘若僅把眼光放在本土化，未能將心胸擴大，忽略了國際的互動往來，那麼本土化就成了死棋，沒有前途。我學習任何一樣事物，都與我的生命有關。記得楊國樞先生談學思歷程時，曾提到職業與志業兩種問題，我個人卻從未想過這兩個問題，如果一定要問我的職業，那就是當和尚。其實和尚是一種身分，不是職業，若和尚是職業，那麼諸位身為在家眾，也是一種職業了。對我而言，我的志業就是我的職業，一是我的興趣，一是我的身份，我與我所學完全結合在一起，並不是為了生活或前途而學。雖然我在軍中的那段時間讀了很多與佛教不相關的書，對我仍是有用的。例如貴校的李教務長，本身是學電機的，現在卻鑽研氣功。還有陳校長是學醫出身，但是除了醫學之外，他還有很多專長，不但外交考試及格，對中國古典文學、翻譯文學都很熟悉，一般的常識也非常豐富。就我自己而言，如果我在年輕時沒有讀過那麼多雜書，我想今日我不可能與那麼多頂尖的學者對談了。我除了本行之外，也學習非本行的東西，這方面胡適先生給我的影響很大。他說：「做學問就像金字塔，自己的本行要專精，非本行要博大。」我所說的雜書，並非雜亂無章，仍然有我的興趣在，而且對我有用。譬如文藝小說、文學小說，對我都有用，一直到現在為止，幫助我寫了很多書。如果文筆沒有練好，那麼寫出來的書就沒人看，而且寫書時一定很痛苦。但我現在寫書是一樁快樂的事，只要有資料，有自己的想法，就能寫出書來。

我在山中的時間，是一個綜合性的時代，我接觸到太虛大師及印順法師的思想，知道印度的佛教分有中觀、唯識、如來藏三大系。過去我只知道有經典、論典，也詫異為什麼這部論與那部論的講法不同，這部經跟那部經的觀點不一樣，後來我才知道經論之中各有各的派系。這三大系即是三大學派，一是龍樹的中觀學，一是無著、世親的瑜伽唯識學，另一是如來藏。如來藏這個問題，一直到現在還有很多人在研究。它是非常廣義的，並不專指某一個人或者是某一個派別，許多部經典都具有如來藏的思想。同時我也知道了中國佛教與印度佛教不同之處，只是當時仍沒有辦法整合。

在留學期間，我專攻一個主題，我的碩士論文和博士論文同屬一個範疇。我的碩士論文，原則上討論天台宗的源頭，博士論文的研究主題是一位人物，即明末的蕅益智旭大師。大家都說蕅益智旭是天台宗的人，因此我先從他的天台宗著作著手，然後再進行整體的研究，結果發現蕅益智旭根本不是天台宗的人，也不是天台宗的學者。他只是利用天台宗的架構來發揮他自己的思想，他是一位集中國佛教大成的思想家，在中國明末有這樣一位大師，在中國思想史上有非常特殊的意義。他涉獵非常廣博，天台、華嚴、唯識、中觀樣樣都通，淨土和禪樣樣都懂，他編了一本書叫做《閱藏知津》，把大藏經整個融會貫通，並且勾勒出每一部經的精要。還有一本書叫做《法海觀瀾》，也是把大藏經整合後，從思想面去擇取它的精華，這對我幫助很大，從一個主題看到整體的佛教，就像從一粒砂看整個宇宙。我研究這一個人，他的著作我全部都看，但是我不能把他所有著作都作為我研究的主題，我以其中的一部著作作為論文的中心點，把他整個的思想以及與他相關的著作、人物，還有那個時代的背景，研究得一清二楚。我希望進入這位大師的內心世界，他距離我們已經有五百多年了，但是我清楚他的思想脈絡以後，就進入他的世界，看到他所描繪的佛教面貌。以上是我做研究時的一種態度和心得。

繼續講我在教書的階段。從我擔任文化大學以及東吳大學的教職之後，我的思想就漸漸地本土化。從大的範圍回到小的範圍，從國際的回到本土的現代，我漸漸地意識到中國的現代需要，因此我們舉辦了幾次國際學術會議，都在討論「從傳統到現代」這一個主題，每一次的國際會議又都會有各自獨立的子題。我希望把整體的佛教推廣出去，所謂佛教的傳統，並不是只有中國的傳統，還應該包括藏傳及南傳的傳統。我們要生存在這個現代，就必須了解佛教現存的這三個系統的過去，並思考其對現代的用處。這麼多年來，我就是一直在思考，學術研究的結果究竟對現代有什麼作用，如果對現在沒有作用的東西，可以做為一種文獻，也許對未來有參考的價值，但是重點還是應該放在「現代」，這是最重要的。

再來是我教禪修的過程。從民國64年到美國，一直到現在，我持續在美國，以及中南美洲、歐洲的50幾所大學中介紹中國的佛學。他們對中國佛學最感興趣的有二種，一個是禪，另外一個是華嚴。西方的學者抑或西方的人，他們並不一定想要學佛，但是仍想聽一聽東方的佛教哲學裡所謂禪的思想究竟為何。華嚴的思想跟禪有點連帶關係，其實這二者都跟如來藏有關。多年來，我都朝這個方向向世界各地傳播佛法，這不是傳教，而是向國際上希望了解東方哲學的人介紹佛教哲學及佛教思想。

十年前我創立了法鼓山。法鼓山包括現在的中華佛學研究所以及未來的法鼓大學。現在大學太多了，我希望法鼓大學辦得不太一樣，好讓大家都想到我們的大學來讀書。我經常思考著如何對對人類的思想有用，我從多方面思考如何釐清和轉變人的觀念。其實我們今天的社會豐衣足食，比起二十年前好太多了，然而我們大家還是很不滿意，還是很痛苦，還是茫茫然，而且非常無奈。我們看到媒體的報導，各種各樣的狀況層出不窮，這些問題都肇因於人的觀念不夠健全。舉幾個例子來說，有一位政界的高層次人物，到法鼓山禪修三天之後，他觀念不一樣了，他變得比過去積極，但是少了一份痛苦；他非常努力，卻少了一份負擔。另外有一位科技界的大企業家，經過三天的禪修，他的人生觀改變了，做法、作風也改變了。「改變」並不表示他就放棄了他的事業和家庭，而是更積極地為他的事業、家庭努力。他過去認為「這是我的事業，我的事業就是我的財產」，而現在的想法是相反的，「這不是我的事業，是社會大眾的事業，是大眾需要的。這財產不是屬於我的，是屬於全社會的，是共有的，我只是在保管。」這個觀念一改變，對自己有非常大的好處。好處在哪裡？就是凡事很積極卻少一份痛苦，很努力卻少一份負擔，因為大家共同分擔，不需要自己獨自負擔。這都是因為過去的因緣，有因緣許可你做，你不做的話，等於放棄你自己的責任，這樣就是一個消極的人。

一個積極的人，應該是因緣在你面前，你不要放棄，因緣尚未成熟，就要促成它，因緣還沒有出現，要想辦法發現它，這就是積極的態度。如此成功之後，你不會覺得自己是那麼傲慢、自大、自負，如果失敗了，也不會垂頭喪氣，覺得從此以後抬不起頭來。總之我們在觀念上需要做一番調整，因此我這許多年來，都希望把學術研究和生活實用結合在一起。學術必須學以致用，單純為學術而學術，我不反對，這是一個最基本的需求，但是大家若都為了學術而學術，一般的人也就得不到益處，那麼社會就會有問題。

問：請問聖嚴法師，當你心中有一個想法的時候，你如何去促成這種想法的成熟，還有它的系統化，譬如說它的整合方面，還有比較方面，是如何去做的？

答：問得很好，但是我的回答可能你會失望，因為我看書的時候，我自己並沒有特定的目標，也沒有想要整合。如果一邊看書，一邊要整合，那很辛苦。我看了以後記得就記得，記不得就記不得，然後要用的時候，如果還記得，就能夠找到線索去用它，然後將它整合，不需要寫論文的，就不需要整合。這就是我的方法。有許多東西跟我研究主題沒有什麼關係。但是有時候跟人聊天時，我聽得懂，同時我也可以回答幾句話，雖然對做學問沒有用。這也是一種享受。但也不一定僅僅跟人談話才有用，有時候在不知不覺之中，你可能就會用到它。所以不必一定要怎樣組織它、分析它。

問：請問聖嚴法師，像你這樣出家之後，是不是能夠幫助你在精神上比較精進，比較能融會貫通，又如何創造出家的修行情境？

答：如果有興趣，學問就會跟自己的生命結合，不管正面與否，也不管你認同它或不認同它的觀點，都會對你自己的生命有用。也就是說，你覺得能接受的，你認為很好的，那馬上對你有用。如果你覺得不能接受，對你沒有用處，其實這就對你有用了。因為這是一面鏡子，讓你感受到相反的一個方向，就會激發你另外一個想法出現，所謂它山之石可以攻錯，這還是有用的。任何一種學問或者一種知識，如果你把它當成跟你生命息息相關，你就會有興趣，不會覺得這不是我要的東西，一看到它就很討厭。當然了，我們平常的人都是喜歡看自己喜歡的東西。第二，在家人跟出家人好像不一樣，其實人是相同的。釋迦牟尼佛時代的弟子主要是在家人，出家人是少數。再來，我的學生也是以在家居士居多，出家人很少，我的出家弟子有一百多人，但是我的在家居士有十多萬人，如果對他們沒有用，這些人為什麼來跟我學習呢？這跟在家、出家沒有什麼關係。

問：請問聖嚴法師，我有個朋友，是位佛學家，每天念經，也講經。有一天，他說「佛教不是一種宗教，它是一種修養、一種學問、一種經典」。我說「大家都說佛教是三大宗教之一，你怎麼說不是宗教？」他說「這個你慢慢體會」。他給了我二本書，我自認中文底子不錯，但這二本書我就是看不懂。他說「常來聽我講經，有一天你頓悟的時候，你就會了解」，到底佛教是不是宗教？

答：佛教是不是宗教，有人說它不是，但我說它是宗教。說它不是宗教的人是一位學者。如果說佛教不是宗教，那是很奇怪的。宗教相信人在死亡之後還有什麼東西存在，人除了物質生命之外，一定還有一分精神生命存在，精神體，如果不相信這一些，就不是宗教，相信這一些那就應該是宗教。所以佛教應該是宗教。認為佛教不是宗教的原因，是從釋迦牟尼佛開始，不否定有鬼神，還有神通等等，只是不重視、不應用那些東西，所以與一般宗教稍微有點不一樣。一般宗教大概就是在求感應、求神通、求發財的範圍，有點類似算命、問卜或看風水的層次，所以我們可以說，佛教是宗教，但不是一般的宗教。

第二個問題，看不懂的佛經，就不要看了，挑看得懂的看。很多佛經是很容易看得懂的，但是有一些人寫的論文，就是不容易看得懂，他是引經據典，使用很多專有名詞，拼命鑽牛角尖。我是看能夠懂的書，看不懂的書我認為是挑戰，人家都說看不懂，我就非看到懂不可。我研究戒律，是因為大家都怕、看不懂、不想看，不願意看的東西，我反覆研究，就看出道理來了，這也可以試試看，這是看要不要挑戰，如果不願接受挑戰，就不要看了。

問：如果接受一個機會，到了中途才發現自己實力不夠，進退兩難，請問此時應怎麼辦？

答：如果前面有一座山，你必須爬過去，你很想爬過去，而這個時候，你爬不過去，那怎麼辦？你還是要爬過去，但是現在你爬不過去，沒有關係，第一你可以繞道過去，第二你可以打一個洞過去，或者是你就放棄他，這座山不爬了，爬另外一座山去。如果這座山你非爬不可，那需要考量一下，你自己的體力、時間夠不夠，如果自己的體力不夠，時間也不夠，那麼你現在暫時不要考慮它。我自己一生之中，沒有一定要完成的事，我常常講，我隨時隨地都在完成之中。我今天正在建設一個法鼓山，我們的法鼓大學還沒有開學，有人問我你七十多歲了，如果你死了怎麼辦？我認為自己的工作盡力去完成，只要想著現在能完成什麼就好了。

問：師父剛才曾說到您進佛學院時的考題是對佛教未來的看法，我想請教師父您現在對於佛教未來的看法是什麼？

答：從過去看現在，佛教由源頭發展為派系，派系下又有支流，正如源遠流長的大江有許多小支流一樣，最後都將回歸大海，這就是整體佛教的概念。與五十年前相較，目前佛教的各派系已逐漸互相認同，相信未來一個整體佛教的模型，會越來越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