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大卓越研究系列報導—文學院：古典與現代的越界及語際與文化的跨域

鄭毓瑜教授是本校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臺大講座教授，也是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合聘研究員、中央研究院院士。鄭教授治學極為勤奮，長期從事中國文學批評與中國文學理論之研究，戮力結合中西人文思潮，為古典與近現代文學開拓具有前瞻性與跨領域的視野，並具備篤實訓詁與詮釋創新的雙重特色。鄭教授的治學從六朝文學與文論出發，往上討論《詩經》、《楚辭》，往下到唐、宋轉型關鍵的韓愈，繼而研究明末陳子龍、夏完淳、朱舜水與清末黃遵憲，直到提出「引譬連類」作為古典感知體系的關鍵，進而可以面對因為新學科、新語詞以及英語文法所帶來的漢語及漢語詩如何轉型的問題。鄭教授完整的體系研究，質與量均佳，廣受漢學界與比較文學界的推崇。由於其學術研究深受海峽兩岸及國際學界肯定，故屢屢受邀出國講學、講演與合作。以下分四項說明鄭教授的學術貢獻：

一、開拓中古文學研究新視野：

上世紀70-80年代，國內外的古典文學研究，紛紛以六朝文學與文論為關注點，而由陳世驤、高友工所提倡的「抒情傳統」與國內掀起的文學理論研究(或稱「高友工旋風」)亦相互激盪。事實上，中國的抒情傳統，本是陳世驤一篇文章的標題，原為英文講稿，曾先後宣讀於兩項文學會議中，嗣由楊牧先生輯入《陳世驤文存》。該文概括了陳先生對中國文學的基本見解，後來也產生了具大的影響，不但蔡英俊主編的聯經版《中國文化新論》曾以「抒情的傳統」為名，編成了綜述中國文學的專著；此一觀念以及運用它對中國文學做具體的解析，亦經高友工、呂正惠、柯慶明……等人不斷推闡，形成極具綜攝力之解釋系統，陳國球甚至將之形容為大陸以外地區最重要的解釋體系。

在此一氛圍與啟示下，鄭教授也開啟了她在中國古典文學理論的「抒情傳統」論述，「抒情傳統」就此成為鄭教授的主要研究課題之一。鄭教授從早期探究六朝文論、漢代辭賦，轉向討論中國文學中的空間議題觀察。並以「辭氣」、「文氣」到「體氣」、「時氣(物候)」的系列研究為基礎，拓展至於「性別」與「家國」的相互關涉，以及「城市意象」與「自然氣氛」的多元人文空間論述。研究成果融會各種歷史、思想與文學材料於一爐，同時又能化用現象學、人文地理學等西方觀點，不但為古典文學開創出諸如「自然」、「身體」等新穎的研究議題，更顯現了文學與哲學、地理學，甚至是古典體氣醫療等跨領域的深刻關連。由此鄭教授亦開始關注近現代的文學與文化的發展，可知鄭教授是一位專長幅度極為廣闊，經常在轉換領域的學者，當然她也始終有一個固定的問題框架來處理和掌握相應的問題。因此，鄭教授近年來的研究從先秦漢魏，「轉向」到近現代，正是由於她掌握及摸索到「跨界」的方法，是以能去探索和討論「跨界」的問題。

二、提出「引譬連類」作為中國傳統認識論的起源：

鄭教授認為「抒情傳統」中「抒情」不只是內在主體的感時傷逝，而是有其知識經驗作為基底。依據中國上古經書、子部及辭賦反覆出現「引譬連類」（或「引譬援類」）的相關資料，顯示人情、事理、節候、風物是以相應或相對的方式彼此連結，群體或個我的種種身心行動是參與或體現在這些穿通互聯的關係網裡；四季流轉如同喜怒哀樂的變化，節制人情的禮樂儀度、生活秩序也都在這天人交感的節奏中。經過口傳記誦，這關係網逐步擴增與複雜化，「引譬連類」因此不僅僅是理解詩歌的方式，同時也是理解宇宙世界的關鍵。

鄭教授將「引譬連類」這一由《詩經》發端的詩學傳統上升到譬喻理論的高度，在此意義上，「引譬連類」不僅是一種文學表達方法，更是中國傳統認知世界、通過「越界」和「跨類」的方式在類分事物的基礎上連結「物／我」、「情／景」、「身／心」、「言／意」的一套生活知識、理解框架和價值體系，由此形成迥異於西方以邏輯推演為主要認知方式的中國「關聯式」、整體性的宇宙觀、世界觀和思維方式。鄭教授同時採取了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廣涉經典的文學研究、思想史、人文地理學，並借鑑人類學、藝術史和新文化史對「物質」的研究，從《詩經》《楚辭》《漢賦》到《爾雅》《漢書·藝文志》和最早的類書《皇覽》，乃至晚清黃遵憲的《日本雜事詩》……縱深地考察了「引譬連類」這個譬喻理論是如何形成了一種感知世界的基本模式，構建了中國幾千年的詩文傳統，從而將天文、人文、聖人、經典、信仰、辭章拉連在一起，成就了中華民族光華圓滿的「文明」論述。這絕對是鄭教授對於中國傳統認識論極精彩的闡釋。

三、重設現代視線下的「概念框架(conceptual frame)」：

自先秦至兩漢，「引譬連類」作為認識、推理的思維方法，廣泛滲透在我們思維模式的深層中，也成為我們面對世界的概念框架。因此，鄭教授「引譬連類」框架的提出，使得這套由先秦逐步發展而來的觀念，形塑出「跨界」的可能。跨越個別物種、由內質到外形，可以拓展無數連類地說解宇宙、建構世界的方式。而鄭教授的研究，正是在深入追問，文學如何參與在這一套感知與體現的框架中，如何出入在口語傳誦與文字書寫之間，如何創造可理解的成套意象，來表達抽象的情緒或概念，甚至如何憑藉這種「引譬連類」的模式，對應晚清西風東漸後，出現的新世界、新語詞與新事物。

提出「引譬連類」作為傳統認知框架之後，鄭教授持續探討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學東來，這個「連類架構」如何對應所謂科學的、邏輯的「技術體系」，也就是中國「人文」學如何在現代視線下重建的問題。鄭教授別出心裁地從1870年代的「博覽會」入手，探討中、日漢詩「遇見」所謂「文明開化」的風潮後，尤其是當時的「博覽會」經驗相對於傳統漢詩所代表的「博物知識」，如何在新舊語詞的挪借或錯置，以及在新舊思想框架的類比與協調中，成為舊傳統與新知識彼此交流與對談的最佳場域；同時認為晚清「詩界革命」所以失敗，正因為西學以精準、規律、效能、利益為目標的新觀念，嚴重挑戰了整個文化記憶的價值以及創作、詮釋的模式。

四、重建中國「新」詩學：

由重設「概念框架」出發，現代詩學中任何「跨語際」或「跨文化」的討論，都不能迴避整個漢字文化圈因為感知體系的重設而該如何「跨越古今」的問題。當漢語詩成為「『現代』詩」，這所謂「現代質地」（modernity），必須回到「漢語」的現代性來討論。晚清民初以來，面對新語詞、新學科、拼音文字、英語文法這些如同外來侵襲的事物，漢語、漢字及其所在的文化系統，從未停止回應與思考；從「如何向新世界開口發聲」到「如何重建與世界的新關係」，鄭教授強調漢語詩「現代化」的進程裡，不應該忽視當時由語法學、文字學、音韻學、心理學、修辭學等不同領域出發而建構的漢語新思維，討論「現代詩」不應該忽略如馬建忠、劉師培、黃人、黃侃、唐鉞、胡樸安、陳望道、李安宅，以至於陳世驤或高友工等人，是如何自覺的去發現漢語、漢字所以存有與應變的依據。而最終，鄭教授揭示漢語的「可發聲性(言)」與「可體現性(姿)」，正與晚清以來高張喧騰的現代視線相互拉鋸，而成為重建漢語「新」詩學的核心關鍵。

鄭毓瑜教授是臺大中文系畢業的學士、碩士、博士。自進入中文系任職以來，她在中文學界的深耕已超過三十寒暑。其研究領域從六朝文論、漢魏辭賦、性別理論、空間理論到晚清及近現代的知識轉換、漢語詩學等，不論就時間跨度，乃至於研究範圍的空間維度，都被認為是涵蓋領域既廣且深的學者。而「跨界」與「跨域」一直是鄭教授所關注的問題，她認為，這些問題可以回到人文學科的本質上來談。自古典傳統以來，廣義的「人文」化成，一直是經、史、子、集四部不分的完整結構。這樣的結構要到上世紀初廢科舉之後，才被西方現代學術規範下，分門別類的學科教育所取代，亦從此而進入了以專門科目與培養專才為主的時代。但這些學科，其實不過是在這百年之中逐步演變與發展而來。而臺灣因為地理與政治地位的特殊，百年間，更有著與中國、日本乃至於歐美的密切連結。不同族群、區域與文化間的互動相融，更使得所謂人文「典範」的形成與重構，在東洋與西洋之間有更加複雜曲折的過程。是以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新詮釋臺灣在地的人文經驗，提出各項關於「人文」概念發展史及其實踐的跨領域研究，一直是鄭教授在努力的目標。總體來說，鄭教授在「古典」與「現代」、「語際」與「文化」的各種「跨界」與「跨域」的研究中，取得了許多重要的學術成果，備受學界肯定。更重要的是，她的研究，打開了傳統人文學通往國際(世界)之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