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學年度胡適紀念講座演講---全球化趨勢對華人地區大學教育的衝擊：挑戰與回應

黃俊傑

一、引言

二十世紀的最後十餘年，是世界歷史扉頁快速翻動的關鍵年代。前蘇聯瓦解、歐盟組成、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建構、東協「10+3」的出現，以及中國的崛起，都互相影響並且帶動全球政經文化板塊的劇烈移動。在學術研究領域中，基因體醫學、生命科學、奈米科技、通訊科技以及認知科學等新科技的發展，則加速了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也強化了全球化發展趨勢中，強國與富國對弱國與窮國的宰制與剝削。

以上這些世界歷史的新潮流，都對各國的高等教育產生前所未有的衝擊。在全球化的大潮流之中，世界各國的高等教育都在不同程度之內面臨全球性的競爭，使各國的大學院校所面對的「國家化」與「國際化」的拉鋸更加激烈，也使各國的大學在教育機會平等與能力取向之間，在保存傳統文化與展望未來變遷之間、在大學教育功能的多元化與一元化之間、在個人利益之追求與整體社會規範建構之間，艱辛擺盪，尋求平衡。 為了因應二十一世紀對高等教育的新挑戰，聯合國國際教科文組織（UNESCO）曾邀集世界各國教育界人士，經過長期討論後，在1998年發佈〈二十一世紀高等教育世界宣言：願景與行動〉。 1998年5月2日至4日中國大陸北京大學慶祝百年校慶，也舉辦高等教育論壇，邀請各國大學校長，討論二十一世紀大學教育的課題。 臺灣大學也在2005年11月13日，舉辦世界大學校長論壇，探討二十一世紀高等教育的潮流與議題，集中討論高等教育之全球化與本土化、知識經濟對高等教育之影響及大學領導管理在民主與效率之辯證等問題。在諸多高等教育所面臨的新問題之中，大學因應科技創新與經濟生產方式之改變，而必須進行的結構與教學的轉型備受學者之重視。

在華人地區的大學院校邁入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新時代之後，各大學院校一方面面臨許多全世界的大學普遍性的問題，諸如新大學院校型態的出現、財政管理與大學治理方式的改變、新評鑑機制的建立、課程結構與內容的改革以及科技研究的創新等， 都出現於海峽兩岸的大學教育之中，其中尤其是近年來海峽兩岸大力推動的大學評鑑工作，國外所見的普遍問題，如對研究成果的「量」的重視遠大於對「質」的重視， 以及政治力的介入與主導等， 都逐漸出現。但是，在全球化新時代中，華人地區大學教育雖然各自面臨不同的問題，但也卻面臨許多在華人地區具有特殊性意義的挑戰，例如：

（1）如何在本國文化的傳承與全球視野的拓展之間，保持動態的平衡？（2）如何在二十一世紀新科技快速發展的新時代中，建構並維持大學教育的主體性與自主性？（3）如何在貧富鴻溝加深的大中華社會中，在大學教育為個人創造利益與為社會創造福祉之間取得平衡？這三項問題雖然也具有其普遍性之意義，但對二十一世紀華人地區的高等教育之實際狀況而言，都是更具有特殊意義的挑戰，因此也特別值得加以探索。

本文主旨在於探討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時代中，華人社會的高等教育所面臨的上述三項特殊的新挑戰，分析其形成的歷史背景，並展望因應這三項新挑戰的教育政策。

二、全球化時代大學教育中的傳統價值理念與文明對話

華人地區的大學教育，在二十一世紀所面臨的第一項挑戰是：如何在全球化潮流中，厚植大學生的傳統文化素養，以適存於文明對話的新時代？

（一）「傳統」與「現代」的斷裂

這個問題對於華人社會的高等教育之所以是一項重大的挑戰，最重要的原因在於近百年來中華文化圈所經歷的「傳統」與「現化」之間的斷裂。

二十世紀的東亞，經歷一段風狂雨驟的歷史過程，中國人則更是在百年的歷史風暴之中，以血和淚撰寫中國的近現代史。中國現代的高等教育，正是在西方列強侵凌，中國國勢風雨飄搖，瀕於亡國亡種的空前危機的歷史背景之中，作為富國強兵的重要手段而艱辛發展興辦起來。1895年創辦的北洋大學堂以科學技術的發展為其重點，1898年創辦的京師大學堂則主要是官僚的培養機構。二十世紀以後，中國各地所興辦的高等教育機構，基本上都是為了在科技上迎頭趕上西方列強，以早日脫離被殖民、被奴役的危機。

在這種功利主義的時代背景之下，二十世紀中國的大學教育基本上只是作為達到國富民強的手段，所重視的是教育的邊際效益，至於教育本身作為目的的意義並未受到重視。綿延至於今日，以「科教」為「興國」之手段，仍是中國高等教育的基本方向。除了中國大陸之外，日本殖民政府在1928年在臺灣所創立的第一所現代大學──臺北帝國大學（即國立臺灣大學的前身），也是為了配合當時日本帝國侵略南洋地區的南進政策，而特別強化熱帶醫學研究與南洋人文研究。 臺北帝大首任校長幣原坦（1870-1953）在創校之前就曾強調臺灣是日本帝國前進南洋之據點，在人文及自然科學研究上，均具有重大價值，並指出創立帝大就是為了完成這項政治目標。

近百餘年來華人地區的高等教育，是在西方列強壓力之下以辦學作為國家求生存之手段，與此同時，資本主義的幽靈盤桓於大中華地區，竊取中國人的靈魂，使得近百餘年來大中華文化圈內的教育領域與非教育領域之間出現緊張性，教育領域受到非教育領域的主宰，教育商品化日益嚴重。在這種歷史背景之下，近百年來中國的高等教育，相當忽略傳統文化及其價值理念，所以，受過大學教育的中華青年知識份子，對於傳統文化普遍感到陌生，甚至頗持鄙夷之態度。

二十世紀大中華地區高等教育中這種「傳統」與「現代」嚴重斷裂的問題，使得華人知識份子在二十一世紀難以因應新時代的挑戰。如果說在二十世紀的世界史上，政治力、經濟力與文化力是在地緣政治學的脈絡中互動運作，那麼，我們就可以說：隨著通訊科技的飛躍發展，愈來愈多的各國「公民」（citizens）變成了超越國界的「網民」（netizens）。取代二十世紀的地緣政治疆界的，則是後冷戰時代文明之間的疆界，文明衝突的可能性大為增加。 2001年將紐約世貿大樓夷為平地的911恐怖攻擊事件，宣示了在二十一世紀諸多不同文明與宗教之間親切對話的重要性。

正是在這樣一個文明對話的新時代中，隨著中國大陸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與崛起而正在形成中的「中華經濟圈」就備受注目。 這個「中華經濟圈」，以大陸的勞動力及天然資源、臺灣的高科技與經濟發展經驗，以及港澳地區的國際化經驗與資源，很可能是繼歐盟與北美之後，成為二十一世紀舉足輕重的經濟重心。

但是，從百年來大中華文化圈中高等教育的發展及其當前的實況來看，高等教育所培育的中華知識青年，因為「傳統」與「現代」的斷裂，使他們對自己的傳統文化及其價值理念過於隔膜，以至於難以深入自己的文化資源，也難以在文明對話新時代中，扮演應有的角色，發揮應有的作用。

（二）「全球化」的潮流

除了上述植根於百年來中國歷史的憂患的原因之外，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波濤?湧的全球化浪濤，對於海峽兩岸四地大學教育中的「傳統」與「現代」的斷裂問題，更是推波助瀾，雪上加霜。正如我過去所說，所謂「全球化」趨勢，在很多情況之下，實際上是經濟上的富國將其支配力擴張到全球各地的一種發展趨勢。這種經濟的富國大多是政治與軍事的強國，也是能源消耗最多的國家。這種國家控制國際性的銀行及金融體系如世界銀行（World Bank）及國際貨幣基金會（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簡稱IMF）等機構，也有能力主導國際性的資本市場，如號稱「經濟聯合國」的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簡稱WTO）。這種國家是高科技如資訊科技、航太工業、太空科技與生物醫學科技的領先國家，並且控制最先進的武器工業。這種國家常結合成為超國家聯盟，對其他國家進行干涉或侵略。於是，「全球化」趨勢常不免淪為為經濟及軍事的強國助長威勢的發展。

「全球化」之所以演變成強凌弱富暴貧的宰制性武器，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全球化」在強國與富國的強勢主導之下，成為某種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巨大的強制力，而不是存在於各個不同國家之具體情況及其國際互動之間的生活實體。「全球化」趨勢是一種不可遏止的政經強制力，在近數十年來實質上發揮了「以理殺人」的效果。亞非拉各地的弱國與窮國，在「全球化」潮流主宰之下，毫無招架之力，必須向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會貸款，必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也無可避免地被加速加深整編入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之中，輾轉呻吟。換言之，「全球化」成為凌駕各國之上，而不是在各國國際關係之中的一種工具，因此，「全球化」就很容易成為強國與富國的禁癵，正如同在國內脈絡之中，「國家」之淪為資產階級管理內部事務的俱樂部。~)

在「全球化」潮流之下，大中華文化圈的大學教育開始面臨民族文化傳統及其價值理念快速流失的問題。這個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傳統中華文化教育在現代華人地區的大學教育中日益受到忽視：在培育大學生基本能力的共同及通識教育中，傳統中華文化所佔的比重日益式微，不僅在課程結構與學分配置上受到其他科技類課程的擠壓，而且在教師專業研究取向之下，中國文史哲課程教學內容之文化素養的意涵，也受到壓縮。~)

第二，華人地區現代大學在「全球化」或「國際化」的口號之下，常臣服於英語霸權之下，強調以英語授課，有些大學並以英語開授課程之多寡，作為大學「國際化」程度之指標。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任何語言都不僅是溝通的工具而已，語言同時也是價值理念的載體。在英語已成為國際教育與學術界共同語言的客觀形勢之下，華人地區的大學院校重視英語教學固然無可厚非，但是，在「全球化」的壓力之下，過度地強調以英語為工作語言，並以英語授課之結果，使非英語國家的學者面臨：「你必須在一組於你極為不利的條件的綜合制約下，與數目龐大的來自各國的同行們進行持續不斷的競爭」 的壓力，雖然有助於學術研究的提昇與進步，但是，過度強調以英語教學卻也使非英語國家的大學之作為民族文化傳統保存並發揚之場所的功能，為之日益減殺，值得我們未雨綢繆，妥為因應。

（三）「傳統」的接筍

在全球化巨流衝擊之下，華人地區的大學如何通過教學活動與傳統文化及其價值重新接軌？這的確是一項重大的挑戰。

面對「傳統」與「現代」的斷裂，以及西方文化宰制東方文化的新挑戰，大學所能採取的回應策略，最直接而有效的當然是對本國文史哲教學與研究的加強，尤其是在教學中融入中華文化中的經典及其價值理念，以提升學生對「傳統」的熟悉度與親近感。

所謂「經典」，是偉大心靈對話的記錄，但中西經典又有同中之異：西方經典中與人對話的「他者」是神，東方經典中與人對話的「他者」是人，是人中的聖人。東方的聖經《論語》曾被德川時代（1600-1868）日本儒者伊藤仁齋（1627-1705）稱為「最上至極宇宙第一書」 伊藤仁齋之所以推崇《論語》，乃是有見於《論語》在「人倫日用」之中啟示人生的永恆真理。二十世紀日本的漢學家吉川幸次郎（1904-1980），也對中國經典的日常性推崇不已。 ~)

其實，中國經典之所以值得在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時代中加以研讀，更是因為中國經典常常體神化不測之妙於人倫日用之間，在具體性中悟入抽象性的普世價值。王陽明（守仁，1472-1528）說： ~)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亙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

誠如王陽明所說，讀經以契入常道，我們在文明對話的新時代中，應該經由對本國經典的教研活動，而使華人地區的大學生可以攜古人之手，與古人偕行，經由經典閱讀而與經典作者對話，厚植學生的本土文化資源，而成為有本有源的新知識份子，才能在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時代中，與異文化的青年，進行跨文化的對話，瞭解異文化的價值理念。~三、二十一世紀新科技發展與大學教育的主體性

二十一世紀華人地區大學教育的第二項挑戰就是：在新科技快速發展的巨流中，如何保持並發揚大學教育的主體性？這項挑戰對於華人地區大學院校之所以是一項嚴肅的課題，主要是由於史諾（C. P. Snow，1905-1980）所謂「科技」與「人文」兩種文化的斷裂， 在近百年來華人地區的高等教育特別嚴重而深刻。

正如上文所說，近百年來中國的高等教育以追求國家之富強為主要目標，所以，現代中國的大學校園中，傳統的教育理念及其價值觀，如果不是被摧殘殆盡，至少也是在西風中顫抖。在這種歷史背景之中，二十世紀末葉以降各種新科技突飛猛進之發展，對大學教育的衝擊至深且鉅。影響所及，使華人地區大學之本質與內涵為之丕變，從而使大學教育之主體性頗有淪喪之虞。我們進一步闡釋以上看法。~（一）科技發展對大學教育的衝擊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科技發展突飛猛進。舉例言之，1945年美國成功試爆第一顆原子彈，1946年第一部電子計算機出現，1950年人類完成首例腎臟移植，1953年人類DNA解碼，1957年蘇聯人造衛星史普尼克1號（Sputnik I）升空成功，1959年發明積體電路，1960年發明雷射，1961年首次發射載人太空船，1969年美國太空人阿姆斯壯（Neil Armstrong, 1930-）在月球漫步，1969年美國國防部完成Arpanet網路，發展成為1980年代網際網路以及1990年代初期WWW網路，改變人類的生活方式。1978年首例試管嬰兒出生，1982年首例人工心臟移植手術，1990年人類基因研究計畫開始推動， 2001年人類基因圖譜草圖初步完成。最近二十餘年來，通訊科技、奈米科技、基因體醫學、生命科學以及認知科學的發展，使大學社群中的學術生態為之丕變，從而使大學社群出現以下兩個引人注目的新現象：

第一，大學中知識商品化之程度大幅提昇：上述新科技的快速發展，大幅改變舊有的生產方式，帶動龐大的商機，使新知識成為快速創造財富的手段。而且，現代大學社群存在於巨大的資本主義體系之中，並在資本主義生產脈絡之中發展，所以，大學中所創造的新知識之商品化程度日甚一日。近年來各大學院校紛紛設立「創新育成中心」（Center for Innovation and Incubation），以作為業界與學界的橋樑，正是這種知識商品化趨勢的具體表現。

由於科技發展所帶動的知識商品化趨勢，一方面在大學社群中逐漸形成某種「學術資本主義」， 從而逐漸瓦解甚至顛覆大學之作為追求真理的殿堂之本質；另一方面大學的科技研究所創造的巨大商機，也促使國家的介入活動日益增強，而且，科學與技術的互相依賴性也與日俱增， 其結果則是使大學中的科技創新成為新的「權力合法化」（legitimation）的基礎， 使大學與政治權力的關係日益密切。~)

以上所說的發展趨勢，都使作為社會良知的大學所應具有的批判功能為之大為減殺，使大學淪落為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中的研發工廠，成為資本主義社會既得利益階級接班人之培育場所，甚至為官方意識型態而服務。

第二，大學師生很容易陷入數量性思維的陷?：科技的快速發展使現代華人地區大學院校師生的世界觀與學術觀，也逐漸轉化為某種「數量性思維習慣」。所謂「數量性思維習慣」，是指現代大學師生在現代科技文化的氛圍之中，常傾向於從「定量」而較少從「定性」之角度，思考學術研究與教育問題。最近數年來國內外評鑑大學的水準之指標，多半是量化之指標，例如收錄於SCI論文之篇數、研究成果獲得專利之件數、產學合作所創造之利潤總額等，而較少注意或根本忽略教師是否啟發學生之心靈、大學是否協助學生生命之成長與豐盈、大學對社會的不公不義是否提出批判、大學對人類精神福祉是否有所貢獻等問題。近年來海峽兩岸大學院校，每年所進行各種教師升等評審、學科評鑑等，大多以數量為依歸。舉例言之，上海交通大學所公布的「2004年全球大學學術排行榜」的評核標舉是依「各大學諾貝爾得主人數」、「被廣泛引述的研究學者人數」，以及「獲得知名學術雜誌《自然》和《科學》刊載的論文數目」。英國《泰晤士報》的《高等教育增刊》在2004年所發佈「全球200所頂尖大學排名」。這項排名由全球88國、1300名學者評分，依五項標準評比：「國際聲望」占50%，「平均每位教師論文被引用率」、「師生比」各占20%，「國際教師人數」與「國際學生人數」各占5%。這項評比標準中「國際聲望」占50%，不免流於主觀，而且有利於大國的歷史悠久之大學。我國教育部在民國94年10月9日由高教司發布「《邁向頂尖大學計劃》審議結果與說明」新聞稿，文中第4點第1項指出，獲補助之大學未來將由教育部參考現行國際評比、本計畫書預期效益等，建議考核指標如下：

1. 人才培育：高級科技或特色領域人才及培育相關產業實用人才培育質與數增加。~)2. 國際論文總數及影響指數排名之提昇。~)3. 延攬國外傑出教師及研究人員數增加。~)4. 與國內外大學或學術研究機構進行實質合作數增加。~)5. 平均每年輔導學校之產學合作計畫成長。~凡此種種大學評比的指標，都在不同程度之內顯示「量化思維的陷?」。~)這種「量化思維的陷?」深深地傷害大學的靈魂，顛覆大學的本質，使大學的教育功能為之解消。正是在這種「量化思維」之下，大學已經從追求真理的殿堂與提昇學生心靈成長的書院，被轉化為收錄於SCI之論文的生產機器，使大學的主體性日益淪喪，使大學裡的知識創新成為達成大學以外之目的（如富國強兵）的手段，使大學教師淪為SCI論文生產工人，使大學生成為「量產」之下的數據，其情可憫，其事可哀！

（二）大學主體性的重建展望未來，華人地區的大學院校應如何因應上述嚴峻的挑戰呢？華人地區大學院校因應知識商品化，以及過度的數量性思維傾向之挑戰的方式當然不一而足，但是，最重要的策略應在於大學的自主性之重建。所謂「大學自主性之重建」要義有二：

1. 相對於將大學加以工具化的潮流，我們應堅持大學為教育而存在之目的。欲使大學回歸作為教育機構之原初的存在目的，大學必須特別加強大學部的共同及通識教育的改革，尤其應提倡研讀中西經典著作之課程，以接引大學生與中外偉大的心靈，進行親切的對話。

2. 相對於大學之運作與評鑑過度重視形式主義的傾向，我們應重視大學的教學與研究之本質在於對學生生命之啟迪與人類福祉之提昇。

四、經濟發展、貧富鴻溝與大學的社會責任

華人地區大學教育的第三項挑戰是：在隨著經濟發展而來的貧富鴻溝日益加深的新形勢之下，大學如何在為社會創造公理、正義與群體福祉，以及為個人創造利益之間，獲取一個平衡？

這項挑戰之所以是一項新挑戰，主要是起於近年來海峽兩岸社會貧富差距之加大。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臺灣社會的貧富差距逐漸拉大。臺灣的行政院主計處2004年度的統計顯示，臺灣個人所得依可支配所得按戶數五等分位組觀察，最高20%家庭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為179.2萬元，最低20%家庭為29.7萬元，高低所得差距6.03倍，較2003年之6.07倍略縮0.04倍，但貧富差距甚大則是不爭之事實。 在臺灣大學的學生裡，來自臺北縣市的比率占57.6%，至於苗栗縣、嘉義縣、花蓮縣、新竹縣、臺東縣等則都低於1%。 就大陸的情形而言，統計資料顯示，全大陸最高收入戶與最低收入戶的差距，在1998年是4.4倍，1999年4.5倍，2000年5倍，到2001年是5.3倍。 據統計，2002年與1985年比較，最高收入戶人均全年收入與最低收入戶之間的相對差擴大了3.74倍，高低絕對差由1985年的901元擴大到2002年17680元，擴大了19.6倍。 據北京市統計局相關數字顯示，2004年北京城市居民最高收入組與最低收入組的差距由2003年的4.7：1上升到了5.8：1。江蘇省城鎮居民家庭高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由2000年的5.39倍，擴大到2003年的9.91倍，2004年達到了10.71倍。據對全國五萬戶城鎮居民調查，2004年上半年佔調查戶總數10%的高收入戶組家庭與10%的低收入戶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達到9.5倍。 總而言之，臺灣社會的貧富懸殊之狀況，近年來並未拉近或大幅改善。

中國大陸近年來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之下，不但豪富階級與赤貧階級的差距日益擴大，最高所得與最低所得群體之個人收入差距大幅增加，而且沿海繁榮城市或地區如上海，與大西北赤貧縣份的對比也日益強烈。

在海峽兩岸這種社會經濟的新形勢之中，大學教育就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上。大學教育所傳授的知識，可以奠定學生畢業後在職場之競爭力，為學生在資本主義分工體系中，取得相對較為有利的位置，從而為學生個人創造利益。這就是大學院校中凡是愈具有市場價值，愈具有就業競爭力的科系，就愈受學生與家長的青睬而愈能成為所謂「熱門科系」的根本原因。

但是，從更深一層來看，大學之生產並傳授知識的活動，是在資本主義社會文化經濟體系之中進行，因此，就受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邏輯所制約。大學校園中充斥著消費主義的文化氛圍，大學的運作也具體而微地體現公司文化的特徵。 這種傾向，也在海峽兩岸大學院校中加速發展。而且，隨著全球化浪潮之蔚為二十一世紀歷史的主流，學生因接受大學教育而可以在就業市場中獲得選擇較好職業的「自由」，但卻在世界市場經濟的運作之中，捲入更大的不自由。正如馬克思（Karl Marx，1818-1883）所說：

單獨的個人隨著他們的活動擴大為世界歷史性的活動，愈來愈受到異己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擴大的、歸根到底表現為世界市場的力量的支配。

當個人被捲入世界市場而被世界市場所支配，他（她）只能被迫成為資本主義「共犯結構」的一份子，盡情地為資本主義生產而貢獻一己的力量。

後冷戰時代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新潮流，對大學造成巨大的衝擊。大學教育日趨市場化，大學所傳授的知識日趨商品化， 大學通過教學與研究活動而一步步演化成為大學原初存在目的之對立物，大學的「自我異化」乃成為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悲劇。在這種生產脈絡之下，海峽兩岸許多大學院校，早已將1949年臺大校長傅斯年（1896-1950）所提出「辦大學為的是學術，為的是青年，為的是中國和世界的文化」 的偉大理念拋到九霄雲外，愉快地為培育資本主義社會既得利益階級的後備部隊而努力！

更雪上加霜的是，經濟的自由主義者更大力鼓吹教育市場化。當經濟學者高喊讓學生有更多選擇教育的自由的時候， 他們完全忘記了將大學教育等同於市場經濟，就是使經濟既得利益階級獲得更大的複製該階級的「自由」，也使廣大的農工階級繼續保持因未受良好教育而繼續被壓搾的「自由」！

因此，到底是加入全球資本主義「共犯結構」，或是堅持大學創造全民整體福祉的社會責任？這正是二十一世紀海峽兩岸大學教育所必須面對的第三項嚴肅的課題。

五、結論

隨著「全球化」與「知識經濟」之發展，以及中國大陸經濟的發展及其所帶動的社會與文化變遷之趨勢，二十一世紀海峽兩岸四地的高等教育面對諸多新的挑戰，本文扣緊其中較為重大的問題：（1）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展，（2）科技快速發展對大學的衝擊，（3）大學的社會責任，分析這三大挑戰的形成及其發展，並探討因應的策略。

我們主張，二十一世紀華人地區的高等教育，應厚植學生的民族文化之根基，使大學生免於在「全球化」的巨流中，淪為「失根的蘭花」而隨波逐流，失去自我的「文化認同」。我們也主張，大學應從功利性與形式性的思維習慣中掙脫而出，回歸教育的本質性之目的。大學也應重新挑起社會責任，堅持大學作為社會良心的角色，為全民創造更大的福祉。

以上這三項因應挑戰的策略，都著眼於呼喚大學的靈魂，使大學在中西拉距以及科技與人文斷裂的時代中，重新挺起大學之精神，使大學成為探索真理的殿堂，也成為人類良知之所寄的場所。也只有重新挺起大學之精神，海峽兩岸四地的大學，才能成為引導二十一世紀歷史發展方向的動力，才能在二十一世紀世界文明對話與全球化加速發展的新時代裡，發揮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