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校慶暨2010新年感言—謝豐舟教授回應楊院長臺大醫學院現階段的教育理念

今年（2009）恰好是我升任教授20年。1989年我升任教授，那年柏林圍墻倒塌了。20年來世界變了，台灣變了，我自己當然也變了。我自己最大的改變就是好不容易跳出臺大婦產科的小小池塘，悠遊於臺灣大學的浩瀚大海，體現「奉獻大學於宇宙」的臺大精神。

2009年臺大如願進入了英國泰晤士報大學排名的百大之內，「八十臺大，前進百大」的目標可算初步達成，證明臺大是「百大」的class，往後就不用再特別費神去想大學排名而可以專注於大學該做的事情，確實紮根，永續經營。百大就像impact factor，本來就是一種沒有辦法中的評比辦法，然而在批評impact factor之前，我自己能夠先有穩定的high impact factor論文產出，然後再來批評impact factor，才不致招來酸葡萄之譏。臺大接下來要注重什麼呢？從我擔任教授20年的體驗，我認為應該注重幾個「I」。仔細拜讀楊院長的文章，文中透露出臺大醫學院需要覺醒、需要改革的訊息，因此這幾個「I」想來更應該是臺大醫學院要注重的方向吧!我特別將楊院長文中與我的想法有關的部份附註於後，以供讀者對照。從臺灣大學的觀點來看，臺大醫學院與臺大醫院應該是一體的，因此本文中所指的臺大醫學院與臺大醫院是重疊的。(醫學院與醫院的密切合作，此點一直是我們不斷努力的方向，期盼我們能持續維持水準，以教學、研究、服務並重，向前邁進，達成臺大醫學院與臺大醫院共同的願景。)

第一個「I」是intellect 以及intellectual

在中文intellect是「知識」，intellectual是「知識分子」的意思。大學有那麼多各式各樣的系科所，也有那麼龐大的附設醫院，應該不乏知識吧！這裡講的intellect是指比較抽象，比較一般，比較基本的東西，不必然是最尖端科技，而是指人類智慧結晶，例如逹爾文的演化論，例如歐幾里得的幾何學、伽利畧的地動說、莎士比亞的戲劇、貝多芬的音樂、老莊的哲學、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波爾的量子力學…..。如何讓我們的師生具有這樣的基本素養去看事情，做事情，也能超越技術的層面從intellect的層面去思考去執行，進而凝聚出intellect的產出，我想是臺大醫學院最應著力的方向。

上面的論述聽起來有點抽象，甚至可能不知所云，不過我相信臺大與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牛津大學、哈佛大學的真正差距就是在intellect 的產出。如何縮小這個差距，我想可以做的可能包括好的通識教育，好的校園環境，好的價值體系(評估升等時應更加尊重多元價值，而非以單一觀點作為升等的唯一評估準則)。身處醫學院、醫院，感覺上這十幾、二十年來的走向是越趨向實用，越趨向技術，越趨向權威，越沒有討論的空間。儘管SCI數目有成長，高impact factor的paper也有增加，但總是集中在幾個耀眼的明星，其他眾多學門的聲音非常微弱。然而仔細檢視這些耀眼的明星，他們真正提升了我們的intellect嗎?。

我的朋友下條信輔教授以前在東大心理系任教，近十幾年轉往加州理工學院，專研sensory integration。他是日本ERATO(Exploratory Research for Advanced Technology)的學者，2007年曾與臺大心理系合辦“杜鵑花節錯覺展”，相當成功。他總是跟我說他最大的努力是在尋找“a meaningful question”，我想這個例子多少為什麼是intellect提供了一個思考的方向。A　meaningful question 是指a question of fundamental and general importance，這些問題通常看起來是理所當然的，例如為什麼眼睛會長在鼻子上面而不是鼻子長在眼睛上面？A meaningful question不會平白無故地跳出來，他來自於對經典的瞭解、批評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思辯(critical discussion)、執著(perseverance)以及熱情(passion)。

在臺大醫學院，遺傳學、發育生物學、演化生物學以及神經科學等基礎學門長久以來從未受到重視，因此基礎薄弱。一座冰山水面下的95％不夠紮實，水面上的5％自然也不易成氣候。臺大醫學院近年來研究表現不如理想。原因何在? 我的看法：是近幾十年來，臺大醫學院失去了對基礎生物科學的好奇心(LOSS OF CURIOSITY TO BASIC BIOLOGICAL SCIENCE)”。我想這也是我們在提升intellect方面要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最近“醫學人文”之聲不絕於耳(醫學人文素養的養成也是我們積極努力的目標。然而此層面的努力光靠少數幾位師長是不夠的，仍須改善整體的學習環境)。我想intellect與humanity（人文）以及art（藝術）有相當密切的關聯。humanity和art是intellect的結晶，因此這兩者絕對是提升醫學院的intellect所不可或缺。

在台灣，很普遍地對臺大醫科的學生有著一種莫名其妙的推崇，譬如說：臺大醫科的學生都很擅長音樂與繪畫，每次我聽到之後都有些心虛，因為我身邊這樣的人真的不多。

其實，臺大醫學院本來有很好人文藝術傳統，只是近幾十年來，不僅沒有發揚光大，這些人文藝術傳統反而灰飛煙滅。長久以來醫科二年級有個傳統就是：該班要在醫學院大禮堂演一齣舞台劇，由班上的人粉墨登場，劇本內容不拘。有次碰到耳鼻喉科的徐茂銘教授，他說當年他們班上演出的是威尼斯商人，而他就是演那個威尼斯商人，我聽了以後心中想其實徐教授的樣子，不用太裝扮就可以上台，真是選對主角。

舞台劇是人類最古老的藝術形式，這個傳統其實是相當“人文”的。受到這個傳統的啟發，這兩年的台大杜鵑花節藝術祭，我設法在臺大鹿鳴劇場演出“哥本哈根”與“達爾文之後”兩齣舞台劇，結合「知識」與「藝術」，由臺大物理系、臺大生命科學院分別與臺大戲劇系合作，引起相當大的迴嚮。

很奇怪的是，在那高壓統治的威權時代，臺大醫科居然有舞台劇的傳統，而在今天解嚴開放的時代，臺大醫科舞台劇的傳統卻不見了，真是匪夷所思。另一個不見了的傳統是「青杏」。哈佛大學有The Harvard Crimson的學生刊物，自1873年創刊延續至今。臺大醫學院也有學生刊物—-青杏。我是第30期的主編，當年每篇稿子都得送學務分處一位先生審核蓋章才能刊登，今天你愛寫什麼就寫什麼，但青杏却不見了。學生刊物雖然不是什麼偉大文獻，但却是青春熱情的發洩之處，也是思想激盪的好地方。要強調醫學人文的話，我想可以做的也許是先把舞台劇與青杏這些傳統恢復，這也是讓臺大醫學院向intellect前進可行的一步。(醫學院校區的許多建築也經過重新規劃，如二號館已改設為醫學人文博物館；以前的圓形教室如今是圓形小劇場；醫學院大廳增設鋼琴、舉辦過鋼琴演奏會。)

當年發行一期青杏大約要4萬元（1000本），因此大五的暑假同學們就要分頭去募款，也算是一種teamwork。今天internet如此發達，若以電子報形式出版，成本極低，發行的困難度應該不高，缺的只是那股熱情吧!! 如果醫學院的人文傳統只有撥穗典禮時，大家穿著稀奇古怪的袍子，像哈利波特中的人物，那麼“醫學人文”恐怕只是咄咄空談。一個學院的人文氣息應該是許多項舞台劇.與青杏這類的”人文傳統”長時間累積而成。

這次洪蘭事件又讓大家注意到通識課。我個人認為通識教育對intellect的培養非常重要，更是培育intellectual的重要機制。我們常說：要做個“醫生”之前，要先做個“人”。通識教育，就是教育學生如何做個“人”的教育。通識教育本名liberal education也就是使人自由的教育，使人能夠擺脫君權、威權、神權……的束縛自由思考。具體而言就是：1.多方面的學習, 2.終身學習, 3.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培養與實踐(在鼓勵醫學生獨立思考外，對於許多舊觀念的錯誤，也有勇於改正的決心)。現代的大學是文藝復興時代的產物，文藝復興就是主張人文、人本（humanity, humanism）而文藝復興時代的教育就是注重liberal education，因此可以說liberal education就是人文、人本教育。這也是為什麼通識教育成為大學教育的必修學分，當然強調醫學人文，就得要重視通識教育。

然而，醫學院老師對通識教育大多沒什麼概念，大部分還是停留在營養學分的認知，加上近年來非常強調要醫學生早點接觸病人，以致醫學生對通識教育不甚重視而認為與將來看病人有關的課程才是重要。由於老師多半來自外系，對自視甚高的醫學生有點無奈，自然不會要求太多。我曾經聽醫學院通識課助教說：連上課點名都遭到學生反彈，我想這對強調“醫學人文”的醫學院真是諷刺。

做為一個臨床科的教授，我本來對通識教育也毫無概念，因為四十年前並沒有通識教育這種東西。不過經過這幾年來對醫學教育的省思，深覺專業教育的根本是大學教育而大學教育的核心是通識教育。因此從2006年應通識教育中心羅竹芳教授之邀在總區開設“從現代生物學看人類行為”的通識課程，主旨是從生物學與神經科學的觀點探討人類的行為。每學年的上學期在共同教室202階梯教室上課，學生限200人，開放各學系選修，有研究生助教兩名。每次上課第一小時由老師講解，第二小時則就地小組討論。200人分成20小組，每組10人。分組由助教進行，刻意將不同科系的同學分在同組，以促進不同科系學生的互動。討論完畢下課時每人要交一張討論心得，做為點名依據。上課時助教在旁監看，討論時助教在講台上觀察，因此不可能有越軌行為。助教全都來自動物所李心予老師研究室，代代相傳，透過經驗的傳承與累積，帶起學生格外得心應手。我刻意選一名身體強壯的男助教以及一位女助教，以避免以前發生過的男學生欺負女助教。所有規定先寫明在Ceiba網站上，助教照章行為，我絕不干涉，三次無故不到絕對當掉。其中有一堂課是校園素描讓學生體驗台大校園以及動手塗鴉，我則透過Ceiba網站的「寄信給所有學生」功能，不時寄給學生一些活動消息及補充資料。Ceiba網站真是好用，可惜的是許多醫學院以老師似乎很少用它來進行教學工作，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幾年下來，我幾乎只在第一堂課做個introduction，以後再也不用操心。

然而，在我的醫六英語討論課，却又是另一番景象。在舒適的醫圖四樓會議室，我幫他們準備了下午茶，給他們一個guideline以及討論的素材，由他們自己推選的moderator主持討論，我只開個頭就離開教室，完全由學生自行進行討論。惟一的要求就是“說英語”。大堂課與小班的進行方式不盡相同，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我想醫學院的老師必須親身去開設或參與通識課，而且不要只限於「醫學與生活」、「醫學與社會」……的特定範圍。老師必要時一定要扮黑臉，否則有些學生還真難管。好的助教是絕對必要的。我想醫學院既然要強調醫學人文，通識課一定要由有興趣，有能力，願意投注心力的醫學院老師來規劃與執行。至於醫學系學生需要什麼樣的通識教育，則是另一個必須認真思考的問題。

Intellectual則是知識分子的意思，我曾寫過一篇「醫生到底是不是知識分子？」，因此也研究過知識分子的定義。基本上，知識分子是指能夠超越自己專精的範圍去思考一個社群，或一個機構的事務。大學教授理應是個知識分子，然而在滾滾濁世中，在無可奈何的人生中，要做個知識分子，談何容易。

第二個「I」是Integrity：

近年來學術界研究造假的事件時有所聞，因而research integrity也開始受到重視。然而integrity這個概念在東方文化中並不明顯，research integrity的概念當然隨之相當模糊，因此我常跟學生說：要知道如何遵守research integrity，就得先了解integrity的概念。integrity基本上不是一種道德規範，而只是要求一個人要言行一致，裏外如一；喜歡喝酒就不要假裝自己滴酒不沾。畢竟聖人是絕無僅有。歷史故事中“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例子可以當成integrity均一示範。

個人有無integrity影響層面可能不大，但有權力者若無視於integrity則可能為禍大矣。Integrity進一步延伸就是morally upright，但最重要的恐怕還是它原來的定義wholeness，意即“一路走來，始終如一”。然而這個許多政治人物信誓旦旦的口號，到頭來經得起時間檢驗的却沒有幾個。

在我開的通識課“從現代生物學看人類行為”，第一堂課開宗明義我就跟學生講：人類行為的生物學基礎是自我保守（The biological basis of human behaviors is self-preservation）。“自我保守”就是盡一切可能要活下去，避開危害，盡量做對自己的生存有利的事情，而“自我保守”的目的是生殖繁衍（reproduction），讓自己的基因代代傳遞，自己的香火綿延不絕。至於達到“自我保守”的方法則是貪（greed），貪就是要盡可能地獲取擁有生存所需的資源包括土地、食物、配偶、財富，其實甚至“水”與“空氣”也都是必要的資源，這些資源永不嫌多，能拿就拿，也就是盡量get a larger piece of pie。

不過在人類社會中，“貪”過頭有時會遭到懲罰，然而消遙法外的也多有所在，例如王又曾就是一例。因此人類可以貪，但不要被捉到。在Michal Douglas主演的Wall Street中，他說“Greed is good”也許就是此意，人不為己，天誅地滅。

然而人類也有同理心（empathy）也有利他（altruism）的本能，似乎與上述人類行為的生物基礎，透過「貪」來「自我保守」以達到「生殖繁衍」的目的，有明顯衝突。因此我的說法是：人類是利己的，但是人類社會化的結果是人類必須透過利他達到利己。

顯然人類的行為就是在「生物性」與後來演化出來的「理性」之間掙扎，社會上的種種現象也不過是這種掙扎的呈現，問題是我們要如何教導學生去了解與面對這個真象，尤其是當一個老師在學校裡面講的跟他擔任政府首長時所做的明顯衝突，如何讓學生接受這種矛盾現象？前面所述，其實是社會上的現實（reality），天天在發生，只不過大家也只能逆來順受。不過問題來了，在大學裡我們怎麼教學生呢？我們碰到了一個很大的兩難困局(dilemma)。

我的想法是讓學生了解前述人類的「生物性」與「理性」。人類的行為就像光譜一樣從這端到那端都有，我們不能要求人人都是聖賢，但起碼標準是integrity（前後一致），至少你沒有欺騙別人，否則就是西方人最不能忍受的指控“You are a liar”，能做到這樣，已經不容易了。能夠掌握integrity自然較易保有research integrity，對於違反integrity甚至造假說謊，大家的容忍度自然較低，違反integrity者自然比較有可能受到指責或處罰。如此下來，社會的公平正義在大多數人的共識下才比較有可能被維護。希望台灣大學往後能夠強調integrity，讓學生具有這種意識，也許對台灣社會可以產生正面的影響，畢竟台大學生將來成為社會領袖的機會相當的高(本院有別於其他醫學院之處，即在於自我期許能成為醫界領袖的搖籃，在全球各醫療領域中發光發熱。)

2009年我費了相當大的力氣去推動「逹爾文200」，其目的之一也是在讓台大師生有機會從演化去了解人類的“生物性”以及人類的「同理心」、「利他」是從何而來，也許達爾文還未提供一個完整的答案，但這確實是個了解人類行為與德行(morality)的一個重要的切入點。(我們已規劃設立一個「楓城利他獎」，獎勵熱心公益、主動關懷社會的學生，希望這個獎項可以比書卷獎來得更有意義。)

第三個「I」是International:

在退出聯合國之後，台灣在國際舞台上已經沒有了「身份證」，要參與國際活動越發困難。然而由於全球化的影響，國際往來還是日趨頻繁，只是台大醫學院在這方面似乎是反其道而行。

記得四十年前我醫科六年級時，心臟外科洪啟仁教授的老師哥倫比亞大學心臟外科韓福瑞教授帶著我們幾個Clerk在一東病房一床一床地迴診教學，他仔細地跟我們說明病情，這樣的情景在今天的台大醫院已不可復見。有人說：現在在台大醫院最常見的外國人是外傭，以及偶而可見的印度post doc。雖然常有外國學者來院演講，但多半是別的學術單位或廠商邀請來台訪問，順道來台大醫學院演講，演講完就匆匆走人，很少有我們自己邀請來的訪問學者。這麼多年來，我唯一碰到的客座教授是藥理學科蔡明正教授邀請來的一位俄國教授。

這種少有客座學人的情況，大部分的人都歸因於經費不足，然而國科會、教育部等單位都有許多邀請國外學者長短期訪問的補助經費，只是台大醫學院很少人申請。在我擔任學門召集人的時候，主要的工作之一是審查邀請外國學者的申請，奇怪的是審來審去，就是很少看到台大醫學院的申請書。最近一位大學主管告訴我：整個台大醫學院一年間的國際性活動竟然比大氣科學系一個系還少。

近年來，我覺得自己出國開會不如把經費用來邀請外國客座學者訪台，在自己的institute待上一個星期，甚至一年半載，朝夕與許多同仁及學生互動，潛移默化，影響將更深遠。

當然要邀請當紅的熱門學者來台待上較長時間是不太容易，然而比較年輕而正在起飛，或剛退休的資深教授是有可能在台較久。二年前，我們用國科會的經費邀請日本早稻田大學剛退休的吉岡教授在台大生命科學院擔任客座教授一年，他在神經生物學方面豐富的經驗為台大剛起步的神經科學帶來不少助力，而且藉由他在日本的人脈更協助不少PI建立與國際的聯繫。

最近我做了一個小小的調查，五年來台大醫學院為期半年以上的客座教授只有五位。相較於有些學系，如物理系，客座學者絡繹不絕，醫學院則是人跡罕至。我注意到一個「搭便車」的現象，外國學者總是由中研院或其他大學邀請來台，我們這邊就搭個便車請他來演講一下，這些外國學者雖然來過台大醫學院，但他心中留下的印象是邀他來台的機構，以後有任何合作的機會，只會想到他的host不會想到我們。「搭便車」雖然省去許多麻煩但却難與國外學者與機構建立好的聯繫。在台大醫學院與醫院重要的是似乎想辦法佔個行政職位，最好是多多益善，邀請外國學者來訪這種麻煩事搭便車就好。在這樣的價值體系下，台大醫學院常見的外國人當然就是菲傭與印傭了，改變這種心態是楊院長必須努力的要務。

今年為了紀念達爾文誕生200年，台大生命科學院由丁照棣、胡哲民兩位副教授策畫了一系列的學術演講，邀請近十位國際上演化生物學的著名學者陸續來台大做演講與學術交流，所需的經費都向國科會申請補助，有些是與其他學術機構共同邀請。令我疑惑的是為什麼醫學院很少或未曾有過像這樣某一學門一系列的訪問學者，生命科學院應該不會比醫學院有經費，更有辦法吧!!

我愈來愈覺得至少台大醫學系要把英語做為working language。醫學生入學時的英語能力絕對是全國最好的，然而入學後就逐漸退化。病歷中文化既不可能則良好的英文書寫能力是寫好病歷的必要條件，我們病歷上的英文拼字與文法錯誤不少，這樣的病歷如何奢言國際醫療？我們醫院當前醫護人員的英語能力是否足夠國際醫療所需？英語更是與國外學術交流必備工具。楊泮池院長說我們的學生缺乏自信，因為我們的老師也缺乏自信，英語能力不足可能是缺乏自信心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吧！(本院學生面對外國學生以及國際間的競爭時缺乏自信，部份原因可能來自於教師本身亦缺乏信心)因此我強烈地主張醫學系，應該以英語為working language，相信其他學系也很快會跟上來。在台灣日文也是極豐富的知識來源，若能精通日文對知識的追求與國際化也大有助益。

我進行六年級同學的英語討論課已有六年之久，目前我只在上課開始起個頭以後就離開教室，由同學自己推選的moderator依循我給的guideline引導同學自行展開英語討論，下課前我再回來做個結論。幾年下來，同學們一般的反應是“沒想到自己幾個同學也能夠用英語進行討論”，而且這幾乎是他們進入醫學院以來唯一的一堂英語討論課。我常想假若台大的醫學系的學生都沒辦法有好的英語能力，那台灣就沒什麼系可以辦到，以下是最近一位同學的課後心得。

Report on the English panel discussion

The most impressive feeling after this English discussion is that I should reinforce my English.

There were many panel discussions from first year to sixth year of my college life, but never in English. So, even I am familiar with the way of participating a panel discussion, I had difficulty in expressing my comments when we had to communicate in English. And the part that I think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is my English speaking ability,

I think my listening ability is OK, since I could almost understand my classmate’s fluent comments. But when it comes to comment in English, I could not even use the appropriate vocabulary to communicate, making the sentences intermittent, not to mention the fluency. I think my teammates really had a hard time listening to my speech.

In the beginning, it was really quite frustrating every time I stuttered or failed to use the right words. However, after practicing for about an hour, it started to become easier for me to express in English. So, although my English conversation is poor, it’s always possible for me to get better and better if I do practice harder and continuously.

In the future, we a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opportunities to perform case presentations or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medical discussions in English after we become a resident or a physician. If we do not develop the ability to express ourselves in English well, we could not achieve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So, I am glad to have this English discussion. For one thing, the frustration during the discussion encouraged me to work harder on my English ability: for another,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find out the fact that there is a lot to be improved and I could do it better once I work harder.

As the saying goes,”It’s never too late to start

不容否認的，我們現在所從事的學術絕大部份來自西方，雖然最好能夠精通六國語言（英、法、德、西、義….），不過能精通英語就難能可貴了。要精確掌握一種語言，必須syntax（文法）、semantics（字義）、phonetics（發音）三者兼顧，才能做深入的敘述、思考與表現，尤其在人文的部份更是如此。最近我有機會接觸對腦科學有興趣的哲學家與藝術家，發現只有精通英語才能傳遞自己思想的微妙之處。近來醫學課程開始強調人文，這使得英語能力更形重要，英語聽、說、讀、寫的能力不好就難以了解西方人文相關文獻的精髓，因為中文翻譯總會扭曲原作的真正意涵。達爾文天擇說的原文敘述，我也是近來才真正讀到，唸了之後更能了解他語多保留的論述方式，也對天擇說更有體會。醫學生是具有潛力的，只是我們提供的環境不僅沒有幫助他們的成長，反而扼殺了他們原有的能力。台大自己有那麼好的外文系，而竟然會讓醫學生原有的英語能力，幾年下來不進反退，為人師長者實在有自我檢討之必要。

第四個「I」是Interaction:

有人說激發創造力最好的方法就是讓一堆有創意的人有機會互動。因此現代的公司、學校、研究機構在建築設計方面考量重點就是如何讓“人”有機會互動，無論是在辦公室的佈置、動綫的考量，都以“人”的互動為優先考慮。

台大醫學院自從1991年東址啟用之後，由於是高樓，各單位分在不同的樓層，往往一出電梯就各自segregate。由於又沒有共用的餐廳、咖啡廳，因此彼此碰面的機率很低，從前在六樓有個餐廳，中午供應低廉的自助餐，那時還有機會中午固定在那裡可以碰到某些人，然而六樓變成健檢中心之後，就失去了一個大家互動的場所。以前我在六樓餐廳常碰到一位退休後在本院擔任義務主治醫師的前輩校友，不時與他聊天，後來餐廳撤了，我再也沒看過他。四、五年來都沒碰面，近來在醫院大廳又看到他，我嚇了一跳，因為我想這麼久沒見到他，不知是否己經無緣見面。一問之下才發現這幾年來他還是在醫院出入，只是中午都自己去外面吃飯，因此從未與我碰面。可見建築的動線與格局真的會影響人與人之間的互動。

最近我與鍾正明校友為了促進台大發育生物學的發展，正在籌備一個retreat。1998年我們利用國衛院的經費在陳振陽老師的特別協助下，在新竹渴望園區舉辦了發育生物學的retreat，邀請了七位國際知名學者與國內50位PI及研究生在渴望園區一起住了三天二夜。在遠離都市塵囂，不受干擾的情況下共同做發育生物學的報告與討論。受幹細胞之賜，原本冷門的發育生物學近來也水漲船高，鍾正明教授榮膺中研院院士。為了促進國內發育生物學的提昇，他非常希望能再辦一次retreat。不過當我對本院的師生提起要辦retreat時，不少人的第一個反應是：什麼是retreat？在學術機構司空見慣的retreat在本院好像火星文一樣。在國內，中研院的許多研究所，就定期做這種retreat，邀請國外著名期刊的主編參加，由各同仁報告自己的研究成果與進度，由客座學者講評，一方面知己知彼一方面也讓這些主編有機會認識台灣的PI，在投稿與邀請做reviewer時可能有正面的效果。在本院可能從來沒有任何系、科、所有這種例行活動。大部份人一定會說我們沒有經費來辦這種活動，不過retreat可大可小，也不一定要住宿過夜，只要有心，其實都可以找到可行的方式，例如去年神經生物與認知科學研究中心就利用台灣大學校內的設施，以最低的費用，做了一個台大校內腦神經科學相關PI的retreat。

其實像台大醫院的「知性之旅」也是一種retreat，花了不少經費。若能將錢花在與教育和研究有關的retreat上，也許更能符合大學醫學中心的核心價值。

現在大家動不動就提倡科際合作，但是在每天的生活環境却充滿了不利於“互動”的情況，而一個學術機構習以為常的retreat在本院也是空谷足音。我想在投注大筆錢在一些整合計畫，以促進科際合作之前，也許先把環境往有利於「互動」的方向改進，例如實行學術機構不可或缺的retreat才是正途。有些A1(Asia one) 計劃其實根本還是 T3(Taiwan 3), T4。

第五個「I」是Inbreeding:

稍微讀過遺傳學的人都知道：inbreeding是不好的。在台大醫學院我們也要避免這種現象，由於台灣醫學教育體系的diversity有限，台大醫學院又是不少人嚮往的地方，因此我們的同質性可能偏高。一般的inbreeding指的是血親姻親，台大醫學院雖然也會有血親姻親，但由於進入門檻相當高，競爭激烈，這方面的機率不大。比起這種DNA的inbreeding，對一個機構傷害更大的可能是觀念、視野、格局、領導方式方面的inbreeding。 雖然毫無血緣關係，但觀念、視野、格局、領導方式却如同cloning一般，甚至由於selection的關係，某些特質（attribute）一代比一代明顯，　　

目前雖然有公開遴選的機制，然而身居要津者無疑地還是擁有有形較高無形的影響力，以致與他自己同質性較高者會有較高的出線機率，而使得一個單位或機構的領導者在觀念、格局、視野、領導方式出現inbreeding的傾向。時間一久，此一單位或機構的發展方向可能偏向某一方向。如果這個方向是正確的，這個單位或機構將會蓬勃發展，如果方向不對，可能愈走愈錯，難以回頭。在生物學上inbreeding雖然可能有好有壞，但為了確保物種的生存，生物還是採取“變異”的策略，較為保險，這也是許多國際名校強調diversity的原因。有些系所是要求自己的post doc不能直接升為faculty member，像德國國立大學的臨床科系則要求主任必須從外面遴選，這種規定在台灣也許並不可行，但台大醫學院必須盡可能地避免這種與DNA無關的inbreeding，才能永續發展。

最近在某一個研究所的開學典禮，我提醒他們歷任的所長同質性極高，必須注意在觀念、視野、格局與領導方式的inbreeding，該所同仁似乎也有同感，可以接受我的善意提醒。

第六個「I」是Integration:

台大醫學院因為教學的需要而成立許多學科與附設的研究所，此外還有後來陸續成立的不少獨立研究所。隨著時代的變化，不少研究所的腳步似乎跟不上外在環境的改變。(許多系所已不再是全臺灣各相關系所中排名第一。在部份本院曾引以為傲的領域，我們的表現也已經被其他學校系所超越，尤其在報考碩、博士班的學生志願序中可見一斑。)

腦筋動得快的，把原來的所名加上新學門的名字，以吸引學生；手腳慢的，原來的招牌已經不具吸引力，錄取率偏高，研究生名額年年被刪，變成老師比研究生多，經營困難。楊院長文中也提到行政層面上，系所間調整的靈活度仍嫌不足，針對理念正確的目標，即使有許多實行上的障礙，仍須務實地盡力執行。

在獨立研究所方面，不少研究所雖然名字似乎相當吸引人，但內容似乎與名字不太契合，以致雖然各研究所名字不同，所做的卻是大同小異。當然在學術自由的大旗下，沒什麼研究是誰不能做的。然而如果同質性這麼高何必費了那麼大的力氣去設立和維持這麼多研究所呢?瓜分資源的結果是每個所都是寥寥數人。我想critical mass是大家都可以了解的觀念。相較於英國牛津大學的分子醫學研究所有40個PI，400個技術及行政人員，台大醫學院的分子醫學研究所的人元卻是屈指可數。最近臨床醫學研究所利用專案教師聘來basic scientist，我常想為什麼不把臨床所與分醫所合併，這樣臨床所就有優秀的basic scientist，而分子醫鞋研究所也不至於沒有醫學，兩所合併起來當然比較易達到critical mass。

台大醫學院眾多研究所如何整合，不管功能性或實質性的整合，都是當前要務，也是相關領導者不能拖延的課題。當然各所教師的覺悟也是不可或缺的。有些整合其實應該不難，例如臨床所內各臨床科都有學生，若能將指導老師與研究生依所研究之領域加以分組，例如神經科學組、心血管組、肝臟組、……。並由同領域的專任或合聘教師來協助，如此同組的師生可以互相支援，提高效能，相信可以減少研究生流離失所，需要CPR的窘境。

結語

在我們當醫學生的年代，教授們好像永遠都那麼活躍，沒看到什麼人退休。星期四下午的CPC，宋P、葉曙教授、陳萬裕教授、許書劍教授、林文士人教授……，大哉問、大哉答的情景似乎仍在眼前，然而現在教授們一批一批的退休，不管你是院士大教授，陽春小教授，中央走廊就像大江東去浪濤盡，這頭進，那頭出，誰也停止不了時間的腳步。只是一代一代的教授都要讓台大醫學院往上提升，身為院長的人，更是負有重責大任。

台大醫學院的基調是疏離的、冷漠的、孤立的，吝於表達的，這種現象當然有其歷史、文化、社會的背景因素，不能怪罪個人，不過，如何轉變這種疏離、冷漠、孤立、沉默的基調，就是領導者要讓台大醫學院脫胎換骨必需完成的功課。(我們亦期望本校校友若對本校有任何批評與指責，都能夠積極幫助我們改進，加入改革的行列，並且應將空談落實，化為實際的行動)

每個人的人生只有一回，青春熱情只有一次，我們投注了人生與所有的青春熱情在台大醫學院，自然對它有很大的期待。然而沒有期待就沒有失望，不少同事，也不誨言他們的失望，不過，期待仍然存在，就像深埋在雪地中的種子。上面所講的這幾個“I”可以說是我們對台大醫學院的期待，相信楊泮池院長不會讓我們再次失望，2010年就在眼前希望2010年的來臨為台大醫學院帶來新的方向、新的氣氛、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