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高等教育並與世界接軌講座教授制度設立之必要性王榮騰臺大客座教授

王榮騰 何邦立何宜慈科技發展基金會2010年9月17日

院長、各位老師：大家午安！非常高興今天能與各位聚在一起，共同討論高等教育有關講座教授制度設立的議題。

近年來我一直感到很困惑，為什麼我國的高等教育還是不能完全與世界接軌。從60年代以來，臺灣製造了多少優秀人才。這些優秀人才輸出到美國，就可以榮獲國際「獎章」、甚至當選為美國國家院士、諾貝爾獎得主。為什麼同樣優秀的人才，回到祖國或留在臺灣，這幾十年來卻沒有幾位教授能榮獲國際「獎章」，為國爭光？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讓我跟各位講個小故事。在電機電子界全球有個最大、最知名的學會，叫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 (IEEE)。該會有30多萬名會員，每年錄取最多不得超過千分之一的會員為IEEE Fellow (會士)。由於競爭相當激烈，榮獲 IEEE Fellow 已是極大榮耀。 IEEE下面有38個分會，其中最大的分會叫計算機分會 (IEEE Computer Society)，有近 10萬名會員，每年也從其中選拔1至5名會員，頒發「科技成就獎 (Technical Achievement Award)」。

今年初，該分會公佈了去年得獎人名單。出於好奇，我進入該分會網站，想知道近幾年來到底是何方神聖獲得此獎。我發現所有獲獎教授幾乎清一色都擁有 IEEE Fellow和講座教授的榮譽。這讓我相當震驚，竟然一個在計算機分會算是最小的科技成就獎，都已經需要擁有講座教授的頭銜，才有較多機會獲獎。也讓我忽然間頓悟，原來我國高等教育不能完全和世界接軌的原因，並不完全是研究經費和薪資的問題。真正的元兇其實是缺乏講座教授的制度，形成斷層，以致於越來越難以延攬傑出教授，再優秀的人才也難在國際上發光。

因此我今天演講的主題就是針對「講座教授制度設立之必要性」提出一些個人想法與建議，供各位參考。希望各位，能夠協助臺大、協助國家儘速設立講座教授制度。

首先，我將簡介講座教授在學術界的金字塔中所佔的位置，向各位簡述什麼是講座教授，例證說明，永久性校務基金如何籌募。最後提出一些建議，在政府方面如何作政策面的創新與改革，在大學方面如何重組教育資源與組織結構，以及在企業界方面為何需要有能力並具社會責任企業家的關懷與協助。

在學術界的金字塔中，講座教授大多是擺在教授已榮獲其領域的最高國際學會會士 (Fellow) 之上。也就是說，該教授必須先在自己領域的最高國際學會，獲選為會士、變成傑出教授後，他(她)任職的大學才會考慮將他(她)冠予講座教授的頭銜。有了講座教授的加持，他(她)還需要榮獲更高的國際「獎章」，才有可能當選為國家院士。

各位想一想，在今日的學術界，有沒有人可以當助理教授而沒有博士學位？同樣地，有沒有諾貝爾獎得主不是院士？如果答案都是沒有或幾乎沒有，我們就可以比較了解，為什麼院士，尤其是美國國家院士，在學術界需要有講座教授的資格。因為沒有講座教授的資格，就難以榮獲國際「獎章」。要獲選為會士的傑出教授，一步登天，連跳二級，當選為美國國家院士，簡直像緣木求魚！

那麼，什麼是講座教授？它是全球高等教育學府授予傑出教授的最高榮譽。由於地位崇高，其命名大多是以學術界各領域知名人士為對象，如吳大猷、李卓皓、錢煦、施敏、徐遐生；或是對國家發展有傑出貢獻者為對象，如孫運璿、徐賢修、李國鼎、何宜慈、史欽泰；或是對社會民生有傑出貢獻者為對象，如王永慶、張忠謀、林百里、郭台銘、蔡明介。而且講座教授多為終身職，以彰顯該傑出教授的崇高學術地位。因此不能以類似發放獎學金給優秀學生的方式對待，作"短效性"的肯定。當然此頭銜不宜逐年更換。

講座教授是臺灣需要延攬、留住的傑出教授；也是我國高等教育要更上層樓、與世界接軌所不可或缺的奠腳石；同時也是此等傑出教授想獲得社會肯定，進一步榮獲國際「獎章」、當選國家院士、甚至膺選為諾貝爾獎得主必須踏出的第一步。須知，這些傑出教授願意放棄高薪，留守國門、加入臺灣高等教育行列，圖的並無錦衣玉食，而是協助國家發展尖端科技、培育優秀人才。希望有一天他們的特殊傑出成就，能夠得到社會的肯定；榮獲講座教授，是一生的榮耀，以追求更崇高的理想。由於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非單一學校能力所及，政府應儘速協助建立講座教授制度，主管部門—教育部和國科會—實責無旁待。

史丹佛大學電機系主任Mark A. Horowitz在1984 年取得史大電機博士，同年獲聘為史大電機系助理教授。於1990年創辦 Rambus；2000年榮獲IEEE Fellow並於同年獲史大授予講座教授的頭銜。有了講座教授的加持，Mark更於2003 榮獲國際計算機學會會士(ACM Fellow)，並在2006年榮獲在其領域的最高科技獎—IEEE Donald O. Pederson Award。ACM有近10萬名會員，ACM Fellow的遴選制度比IEEE Fellow更為嚴格，每年只有二千分之一的錄取率。因此這些榮譽讓Mark在2007年和2008年先後當選為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NAE Member) 與美國藝術科學院院士 (AAAS Member)。

以史大電機系孟懷縈講座教授為例，孟教授是1983年臺大電機系系友，在1988 年取得UC Berkeley 電機博士，同年獲聘為史大電機系助理教授。1998年後創辦 Atheros Communications；1999年榮獲IEEE Fellow並於2000年獲史大授予講座教授的頭銜。也在講座教授的加持下，之後6年孟教授幾乎每年都榮獲國際「獎章」，包括2001年的「美國十大企業家獎 (Top 10 Entrepreneurs by Red Herring)」及2005年的「全球15大創新者獎 (DEMO@15 World-Class Innovator Award)」。這些榮譽讓孟教授在2007年當選為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而IEEE也在2009年授予孟教授在其領域的最高科技獎—IEEE Donald O. Pederson Award，並於今年當選為數理組中央研究院院士，是中央研究院今年最年輕的院士，僅49歲。

再以史丹佛大學電機系為例，該系約有40餘位教授，其中約有20位教授是終身講座教授或3年期特聘教授。約有16位電機資訊教授在2004-2010期間當選為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 (NAS Member) 或美國藝術科學院院士。而這些傑出教授大多是先榮獲講座教授之後，才當選為美國國家院士。

反觀臺灣大學電機資訊學院，該院有100餘位正教授，其中包括29位 IEEE Fellow，4位國家講座教授及20餘位特聘教授。但卻至今尚無教授當選為美國國家院士或中央研究院院士。究其原因，乃因所有臺灣高等教育學府無法籌募足夠基金，為該等傑出教授冠以講座教授的榮銜，以肯定他們的學術貢獻，以致於國際社會難以認定他們的頂尖表現。這些不健康的發展或多或少磨耗了這群臺灣傑出教授的夢想與鬥志，以及削弱了想要協助國家發展尖端科技及培育優秀學生的意願。

截至今年3月史大各學院講座教授總數已經達到610位，包括文理學院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ciences) 244位，醫學院 (School of Medicine) 153位，商學院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87位，工學院 (School of Engineering) 53位，法學院 (Law School) 45位，地球科學學院 (School of Earth Sciences) 15位，及教育學院 (School of Education) 13位。大家普遍都有個錯誤觀念，以為工學院講座教授數目應該是最多。其實不然，史大文理學院講座教授數目是工學院的5倍，醫學院數目也是工學院的3倍。這代表著，講座教授數目的多寡只與該學院有無較多善心的傑出校友和熱心人士有關，並不受文、法、理、工科別的差異。

2006年10月史大校長 John L. Hennessy 在其連任校長的慶祝晚會中，請求出席晚會的貴賓能繼續支持他在5年內募集43億美元(或1400億元臺幣)；同時當場宣佈已經有校友和熱心人士願意提供22億美元(或700億元臺幣)的相對基金。截至今年2月，史大13萬5000名校友及熱心人士就捐了將近47億美元(或1500億元臺幣)，遠遠超過三年半前校長策劃的五年募款目標。而史大的「校務基金」也因此高達126億美元〈或4000億元臺幣〉。

為什麼史大能籌募如此龐大的永久性校務基金 (Endowment)？其實史大是有一套相當完整的校務基金籌募作法。首先，校方設立永久性講座教授基金及獎助學基金制度。其次，各院方決定有無相對基金補助。然後在校、院方成立的「教育發展室 」負責外部聯繫事宜，並由校、院長聘任的教育發展副校長、副院長專責籌募。不同的是，這些副校長、副院長皆是事務官，沒有任期限制，不需隨同校長、院長上下任。

以史大工學院為例，校方決定並公佈設立一名講座教授基金 (Professorship) 需要400萬美元，一名特聘教授基金 (Faculty Scholar Fund) 200萬美元，以及研究生獎學金 (Graduate Fellowship) 100萬美元。由於院方有來自校方及大型基金會的相對基金補助，捐贈者只需要捐贈250萬美元就可設立一名永久性講座教授基金，100萬美元設立一名永久性特聘教授基金，以及50萬美元設立一名研究生獎學金。

那麼，永久性校務基金應該如何籌募？史大係由在校、院方成立的「教育發展室」負責，並借助校友會力量，向全球大型企業、基金會、校友、熱心人士籌募。再以史大工學院為例，它的基金來源主要有三：(一)相對基金來源：主要來自大型基金會，如惠普基金會、Bill & Melinda Gates基金會；(二)講座基金來源：主要來自大型企業、校友、熱心人士，如HITACHI、楊致遠、Gordon Moore；(三)獎助學基金來源：主要來自校友、企業家、熱心人士，如孟懷縈、葉國一、何宜慈基金會。英業達創辦人葉國一雖然不是史大校友，但他捐贈的研究生獎學金目前正贊助一名臺大電機的留學生。何宜慈基金會捐贈的研究生獎學金，也贊助了一名臺大電機的留學生，更要求史大每年優先提供給來自臺灣的留學生。

因為臺灣目前沒有講座教授的制度，為迎頭趕上並完全與世界接軌，政府方面可以考慮由教育部和國科會配合目前正在執行的「彈性薪資方案」，逐年編列預算，規劃辦理，設立相對基金，亦可在社會方面同時向大企業籌募；提供相對基金給各校、院的永久性或5年以上基金；並授予冠名式的講座教授。

以五年期講座基金為例，如果一年100萬元的基金來源全部來自政府，政府可將該傑出教授冠以吳大猷講座教授。如果其中一半基金是來自臺大，而政府可以補助另外一半，可將該傑出教授冠以傅斯年講座教授。如此政府將可節省一年50萬元的經費。如果1000萬元永久性基金是來自何宜慈基金會，而且政府也可以補助相對基金1000萬元，則可將此傑出教授冠以何宜慈講座教授，政府因此又可節省1000萬元的經費。

在此，我要說明一下，這2000萬元基金是以每年5%的投資報酬率來計算，假設能獲得一年100萬元的收入。如果大學校務基金還是只能按照政府規定，放在銀行生利息，以1%年息計算，就需要1億元才夠。也許這就是臺灣各大學沒有辦法說服校友設立永久性基金的主要原因。也是為什麼公立大學需要政府補助彈性薪資的最大傷痛！

更重要的是，政府設立相對基金有許多好處：一來可以避免正在執行的「彈性薪資方案」對全臺現存講座教授基金，產生推擠效應，造成嚴重打擊；二來可以避免政府財政不佳時無以為繼，平時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三來因為這群捐贈者全都是有能力具遠見的成功企業家和各行各業的領袖菁英，他們也可以從旁協助這些教授們，讓這些教授們的學術生涯更上層樓，讓國家更具競爭力。

為了徹底解決高等教育的瓶頸，讓我國的高等教育完全與世界接軌，我謹在此建議三管齊下，儘速設立永久性講座教授基金與永久性獎助學基金：(一)在政府方面，作政策面的創新與改革；(二)在大學方面，重組教育資源與組織結構；(三)在企業界方面，需要有能力並具社會責任企業家的關懷與協助。

首先，政府可以參考美國制度作政策面的改革：(一)授予大學「校務基金」運用的完全自主權，讓大學能委任專業管理團隊投資及隨時買賣優質基金，股票和債券，以獲取一年5%以上的投資報酬率，例如史大即委任其獨資設立的Stanford Management Company 專責管理；(二)提供捐贈者六年抵減全部或部分捐贈金額的優惠稅務措施，以增加對企業的吸引力，而不是只能減免當年度個人所得的20%。政府可考慮「講座教授制度」，由政府出資50%，企業捐助50%，取代現行的「彈薪制度」全由政府財政支應，避免遇到下一次經濟蕭條讓制度無以為繼。

政府鬆綁目前校務基金運用制度和捐贈稅法有許多優點：(一)政府不需編列預算每年撥款補助傑出教授薪資；(二)政府不需再浪費人力資源為大學背書；(三)政府不需為大學教學品質而憂慮不已。最後可能還涉及財政法規的配合修正。其次，大學需要重組下列教育資源與組織結構：

(一) 強化校務、院系諮議委員會：例如史大校董會 (Board of Trustees)，就有35位校董 (Trustees)，一任5年；史大商學院諮議委員 (Advisor) 就有將近80位諮議委員，一任3年，可連聘連任。史大工學院則有將近25位諮議委員。

(二) 設立永久性講座教授基金及獎助學基金：例如講座教授可一任五年，連選連任；特聘講座教授可授予終身職；同時提供全額研究生獎學金或大學生助學金，以便吸引更多國內外優秀學生來校就讀。

(三) 遴選傑出校友及院系傑出校友獎：例如柏克萊加州大學電機電腦系就有超過250位「傑出校友」，並每年從這些傑出校友中對該系有傑出貢獻者頒發數位「傑出校友獎」；而該校工學院也由這些傑出校友中，每年對該院有傑出貢獻者頒予「傑出工程校友獎」。

(四) 延聘傑出客座教授：加入該教授實驗室，以協助教學與研究。如此甚至可以加強學生國際視野及研究與英文說寫能力。例如，光是在史大電機系及電腦系，就有近百位之顧問客座教授。

(五) 成立輔導學生就業專責單位：例如舉辦座談會，指導畢業生如何寫簡歷，求職信和面談禮儀，並對未能找到工作的畢業生，聯繫可能的雇用單位給以面試機會。如此將可加強系方與企業、社會的互存度。

(六) 聘任專責教育發展副校長及副院長：並在該副校長和該副院長辦公室設特別助理，協助募款和建立與全球校友及校友會的聯絡管道，同時舉辦一年一度獲獎教授、獲獎學生與捐贈者的年度聯誼宴會。

最後，我們需要有能力並具社會責任企業家的協助，當開路先鋒、作政府的後盾，慷慨捐款，設立永久性基金，甚至在國外母校捐款，設立研究生獎學金，優先提供給臺灣學子。如此不但可以提攜後進，也可以間接為國儲才。因為近十年來臺灣出國留學風氣不盛，未來恐怕會有人才斷層的風險。因此在國外高等學府設研究生獎學金，等於是在建立魚道，方便未來鮭魚返鄉。

終上所述，我國高等教育的瓶頸，在於如何修定政府法規和捐贈稅法，需要公私立大學並重，以及如何遴選和監督講座教授。

總之，為了提升高等教育並與世界接軌，我國必須盡速建立講座教授制度。在政府方面，我們需要有使命並具魄力的教育行政官員，協助鬆綁目前校務基金運用制度和捐贈稅法，考慮將「講座教授制取代彈薪制」，並提供相對基金給現存講座基金轉變成永久性講座基金。在大學方面，我們需要有抱負的大學首長，繼續任重道遠，重組教育資源和組織結構，建構一以學生為中心的優質學習與研究的校園環境。在企業界方面，我們需要有能力並具社會責任的企業家，當開路先鋒、作政府的後盾，慷慨捐款。如此逐步引導臺灣高等教育步入正途，政府方可事半功倍、功成身退。

最後，我僅提出一些議題，請各位集思廣意，如何能夠協助臺大、協助國家於一、二年內設立講座教授制度：(一)政府想延攬、留住傑出教授，為何講座教授制度遲未建立？是不是該建立的時刻了？(二)大學如何甄選講座教授？政府如何監督，作為補助相對基金的對象？(三)臺灣成功企業家、領袖菁英眾多，如何邀請他們當開路先鋒，慷慨捐款？(四)美國富豪多將巨額財富及遺產捐贈建立基金，名留千史，避免子孫爭奪遺產，如何鼓勵臺灣富豪起而效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