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Prof.SirJamesMirrlees蒞校專題演講WhenWilltheChineseEconomiesGrowMoreSlowly?

臺大社會科學院、臺大中國大陸研究中心10月9日在臺大公共衛生學院公衛舉辦「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Prof. Sir James Mirrlees 專題演講」，演講主題為「When Will the Chinese Economies Grow More Slowly?」吸引校內外師生及各界貴賓、媒體蒞臨聆聽大師在「非對稱訊息下有關誘因的經濟理論基礎研究…」。

摩里斯（James A. Mirrlees）教授於1963年取得劍橋大學經濟學博士後，先任教於劍橋大學（1963-1968），後來在牛津大學擔任Edgeworth講座教授（1968-1995），1995年再回到劍橋經濟系至今。由於他在非對稱訊息下有關誘因的經濟理論基礎研究的重大貢獻，1996年和哥倫比亞大學的魏克禮（William Vickrey）教授共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近年來經濟學理論中最重要的領域之一便是有關非對稱訊息的研究。我們常常可觀察到不同決策者擁有不同訊息的情況發生。例如銀行對貸款人的未來收入多寡並不能完全掌握；公司的股東對公司的成本和競爭條件等資訊的掌握通常都不如實際的經營階層清楚；政府在設計所得稅制時，對納稅義務人的生產力和實際所得並沒有多少了解等等。由於這些訊息的不對稱，以致於擁有較多資訊的一方會藉此優勢來謀取其最大的利潤，因而導致社會的無效率。

在一篇發表於1897年的經典論文中，艾鉅渥斯（Francis Edgeworth, 1897）主張以激進的所得稅累進制來消弭所有的所得差距。魏克禮教授於1940年代的研究則強調，由於所得稅累進制會影響個人努力工作的誘因，因此他認為所得稅制的設計應該要同時考慮個人工作誘因以及政府對個人的生產力不對稱訊息二項因素。魏克禮教授雖提出了解決此一問題的基本精神，但由於模型所需的數學技巧相當複雜，以致未竟其功。一直到四分之一個世紀後，摩里斯教授才將此一問題徹底解決，他提出一個重要的條件（single crossing or sorting condition）使此一複雜問題大為簡化並得以求出解答，在解決此問題的過程當中，他同時也發展出一項影響深遠的揭露原則（the revelation principle）。根據此原則，所有能夠解決非對稱訊息下誘因問題的機制都會有以下的的性質：此一機制的設計能夠促使經濟個體誠實地揭露其私人的訊息，而且這種揭露行為並不會和自身利益發生抵觸。摩里斯教授在這一領域的突破性研究不僅解決了最適所得稅制的問題，同時其所建立的模型也在許多以非對稱訊息為核心的相關經濟問題中成為理論分析的典範。

在非對稱訊息的相關研究中，最典型的便是道德危機（moral hazard）的問題。在雙邊關係中，如果事件結果是可被甲乙雙方所觀察到的，這結果又受到其中一方（乙）單方面的行為和其它不可控制的隨機變數所影響，而甲並不能直接觀察到乙方所採取的行為，在這情況下乙方就可能會產生道德危機的問題。以公司的股東（甲）和經營階層（乙）之間的關係為例，雙方都可以觀察到公司的利潤，這利潤則則受到經營階層的努力、能力和其它不可控制隨機因素的交互影響。因此股東很難釐清公司目前的營運績效究竟是因為經營階層的努力程度還是外在環境使然，這便提供了經營階層怠忽職守的誘因，所謂的道德危機於焉形成。對於這一問題，摩里斯教授也提出了開創性的見解。以上述的例子而言，雖然藉由經營階層的行為所產生的公司利潤會受到隨機因素的干擾，以致於其股東無法直接得知經理人的貢獻，但是事實上經理人的行為已經決定了各種可能結果發生的機率，因此我們還是可以針對各種可能結果發生機率的訊息，設計出最適的獎懲機制，使得經理人的利益和公司股東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當經理人在追求其個人的最大利益時，其實也是在為公司股東謀取最大的利益。這就是典型的委托—代理(principal-agent)問題，摩里斯教授在這方面的研究成就也為後續的研究熱潮建立了開創性的地位。

除上述的成就之外，摩里斯教授在經濟學的其他領域裡，也有相當卓越的貢獻。在其與美國經濟學者Peter Diamond合做作行有關消費稅結構的研究中，他們在相當一般的條件下，維持充份的生產效率是有其價值的。具體來說，小型開放經濟體系不應該率爾對國際貿易課征關稅；至於針對勞力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的課稅，則應該在消費階段來進行，而非生產面著手。後者的結論對於開發中國家經濟政策的制定和評估，有相當重要的啟示作用。此外，根據他和英國另一位經濟學者Ian以及和Diamond的研究成果，摩里斯教授也獨立設計出如何評估開發案的重要準則。

另外，摩里斯教授在經濟成長與發展等方面也成就非凡，曾與斯特恩（Stern）合編《經濟增長模型》一書，與利特爾（Little）合著《發展中國家的項目簽訂和計劃》一書，並於1975年發表《關於利用消費和生產率之間關係的欠發達經濟的純理論》一文，對經濟政策、尤其是增長理論進行了功利主義分析，探討了不確定性對適度增長的影響、非再生資源理論、不可分割的增長理論、以及耐用品的不可替代性定理等。在發展經濟不領域，摩里斯教授提出了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建立了低收入經濟的發展模型，研究了國際援助政策的效用與結果。

綜而言之，除對委託—代理(principal-agent)理論的貢獻外，摩里斯教授還在研究最優稅制結構、非對稱信息結構下的最優契約設計、公共財政理論、不確定性下的福利經濟理論等方面造詣精深，成為這些領域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