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其道而死：痛悼林端教授

文／心理系 黃光國教授元月21日（星期一）早上，我到教育部參加人文及社會科學指導委員會，中午回到辦公室後不久，就接到歷史系古偉瀛教授的電話：「林端今天清晨在佛光大學因為心肌梗塞而猝逝了！」

我聽到這個消息宛如五雷轟頂：林端教授苦心籌辦的「韋伯與中華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這個星期五馬上就要召開，他怎麼可能在這個節骨眼上過世？下午打電話到林家，終於從泣不成聲的林夫人呂愛華口中，證實了這個讓我震驚萬分的惡耗。

韋伯熱

我與林端教授結識三十餘年，由於兩人有共同的學術關懷，在彼此的學術生命裡有非常密切的交集。1976年，我從夏威夷大學完成學位，返回臺大任教後，開始摸索自己未來的研究方向。1983年，兩岸學術界在分隔半個世紀之後，第一次在香港舉辦「中國文化與現代化」研討會。在這個研討會上，當時任教於香港大學的金耀基教授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為〈儒家倫理與經濟發展：韋伯學說重探〉，我則首度提出〈人情與面子〉的理論模型。

那一年，美國波士頓大學教授柏格（Peter L. Berger）在日本發表了一篇題為〈世俗化：西方與東方〉的論文，提出了所謂的「兩型現代化論」，認為東方的現代化發展有迴異於西方的獨特模式，引起了臺灣學術界的注意。1984年，柏格教授應邀來臺訪問，《中國論壇》社為他舉辦了一個「儒家倫理與經濟發展」座談會。剛從臺大社會系畢業不久的林端，那時在《中國論壇》擔任編輯助理的工作，我則是《中國論壇》的編輯委員。我們兩人都參加了那場研討會，那場研討會也影響了我們後來學術研究的方向。

「儒家倫理與經濟發展」的研討會紀錄發表後，臺灣學術界立即針對這個議題展開熱烈的討論。討論的焦點不僅只是「儒家倫理」在東亞國家現代化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且是如何正確解讀韋伯學說，形成所謂的「韋伯熱」。

儒家倫理與行動理論

論戰告一段落，葉啟政教授在《思與言》上，發表了一篇〈韋伯熱的回顧〉，指出所謂的「韋伯熱」可能只有「媒體效果」。我也認為：這種爭論方式不可能獲致任何有意義的結論。對於中國人而言，儒家思想像空氣一樣，它無所不在，但卻沒有人說得清楚：它到底是什麼？當時參加討論的正、反雙方都在討論儒家倫理，什麼「政治化儒家」、「世俗化儒家」（vulgar confucianism）等等，如此重要的概念，卻無法用嚴謹的社會科學方法定義清楚，再怎麼爭議，都是毫無意義的「口水戰」。

1986年，我在國科會的資助下，到密西根大學利用一年的時間，集中全力，撰成《儒家思想與東亞現代化》一書，其中第二章討論「韋伯學說與儒家倫理」，1988年出版。這本書雖然沒有引起學術界的太多重視，但卻是我日後推動「心理學本土化運動」的源頭活水，我以此作為基礎，發表了一系列的論文。

在那段期間，林端先到德國哥廷根大學完成碩士學位，接著又到德國海德堡大學，師從韋伯的嫡傳弟子Wolfgang Schluchter教授，攻讀法律社會學和宗教社會學，他幾乎是西方學術界中唯一尚肯為儒家文化奮戰並承認韋伯有西方中心主義思想的學者。林端的博士論文題目是《古代中國儒家倫理與支配的正當化》，為了撰寫這本博士論文，他曾經花了幾個月的時間，研讀我的出版作品，並撰成〈儒家倫理與行動理論：與黃光國教授對話〉的一篇論文，刊登在1992年四月出版的《當代》之上。他把這篇長達二十頁論文寄給我，由於這是臺灣學術界對我的研究工作所作的第一篇回顧性論文，所以我一直珍藏至今。

超越的本體

1990年代中期，「心理學本土化運動」的研究路線之爭進入白熱化階段。當時任教於香港理工大學社會科學系的阮新邦教授辦了一份《社會理論學報》，邀請兩岸學者到香港舉行座談，討論社會科學本土化的方法論問題，並在該刊上發表論文。那時候，林端教授再度回顧我在這階段所作的研究，又寫了一篇二十餘頁的論文：〈「多元典範」的研究取向與社會心理學的本土化：知識社會學與社會科學的觀點〉，刊登在2000年出版的該刊之上，我因此寫了一篇〈「多元典範」的三層意義〉，作為回應。

臺灣社會科學界願意投入本土化運動的人，原本不多；對社會科學本土化方法論有興趣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我和林端一起住在溫州街社區的臺大宿舍裡，我們兩人都有晨泳的習慣，所以經常見面，討論相關學術問題。

2008年，我所主持的「華人本土心理學研究追求卓越計畫」結束，我又和他一起參與楊國樞教授主持的「華人社會中的人觀和我觀」研究計畫。在這段期間，我們經常討論：美國學者郝大維（David Hall）和安樂哲（Roger Ames）出版專書，對新儒家濫用西方哲學中「超越」（Transcendence）概念的批判。多年來，我一直主張以西方的科學哲學作為基礎，推動非西方國家的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因此深刻感受：對西方文化中「超越」觀念缺乏相應的理解，是華人科學研究難以落實的根本原因，所以決心寫一本《超越的本體：牟宗三的科學觀》，批判牟宗三、殷海光和胡適三人的科學觀。

韋伯的迷陣

我一向認為：要落實華人心理學本土化運動，必須先建構「自我」及「關係」的普世性理論。「卓越計畫」結束之後，我整合相關研究結果，出版《儒家關係主義：哲學反思、理論建構和實徵研究》一書，將該書譯成英文後，準備撰寫一本專書，討論《儒家文化中的自我修養》。

2011年八月，林端和香港浸會大學的Barbalet教授一起來找我，表示：2013年是韋伯名著《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出版一百週年，他們準備在臺北召開一項「韋伯與中國文化」研討會，希望我能參加。當年我在撰寫《儒家思想與東亞現代化》時，便發現韋伯這本名著有許多謬誤之處。這本書出版了一百年，西方漢學界甚至形成所謂「韋伯學派」，至今沒有中國學者出面反駁，簡直是中國學術界之恥，所以毫不遲疑地答應寫一篇論文，在研討會上宣讀。

撰寫論文期間，重新閱讀韋伯著作，發現三十年前自己學術根底尚淺，憚於韋伯盛名，不敢對他多作批判。如今我對中國及西方文化已有定見，所以動心起念，決定將《儒家文化中的自我修養》一書，改寫成《盡己與天良：破解韋伯的迷陣》。由於全書長達十三章，在研討會上發表的論文，只能針對韋伯所用的「理念型」研究方法，談〈破解韋伯迷陣的方案〉。

適應現世又遠離現世

在研討會即將開幕的前四天，突然傳來林端猝逝的噩耗，讓我大為震撼。事後知道：元月17日，林端的業師Schluchter和夫人一起抵達臺灣。Schluchter是當代韋伯學權威，他和韋伯一樣，批評中國的宗教欠缺超越性的信仰。為了向他說明：儒家文化中民間信仰「適應現世，卻又遠離現世」的特色，林端特別安排了一系列行程，包括帶他去考選部參觀闈場，討論韋伯對於中國讀書人的觀點，以及何謂士的價值觀；參訪法鼓山在北投農禪寺的水月道場，希望他瞭解佛教的現代化、人間即淨土的特色；參觀新店的一貫道道場，希望能展示儒教民間扎根的特色；此外，還帶他去參觀臺灣傳藝中心的祠堂、文昌帝君、以及祈神、謝神的舞臺佈建，藉以展示臺灣的祖先信仰和祠堂的特點。

21日，Schluchter準備到佛光大學演講，林端希望藉此和他討論臺灣佛教社會事業的發展。前一天晚上，Schluchter夫婦和林端夫婦一起住在佛光大學招待所。林端因為籌辦研討會，連續幾天沒有睡好，2月1日起，又將出國到華盛頓大學研究半年，凌晨起床工作。不料清晨兩點多鐘，卻發生心肌梗塞而劇咳不已。林夫人趕忙叫人前來急救，等到救護車從山下趕到，已經藥石罔效了。

元月25日早上，「韋伯與中國文化」研討會在傷感的氣氛中開幕；兩天的議程，則是在熱烈的討論中，圓滿結束。由於林端和Barbalet兩位教授的精心規劃，這次研討會的論文發表人包括：韋伯的嫡傳弟子Schluchter，紐約市立大學宗教社會學名教授Bryan S. Turner，《韋伯學研究》（Max Weber Studies）的主編Sam Whimster，曾經和高承恕教授合作在臺灣研究中小企業的Gary Hamilton，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David Faure（科大衛），香港浸會大學研究教會史的George Mark Kam-wah，臺灣的張維安、孫中興，顧忠華的學生鄭祖邦、林端的學生蔡博方，佛教研究者林錚和釋自拙等人。目前世界上研究此一議題的主要人物，幾乎全部到齊。

「漢族中心主義」？

林端教授的論文〈韋伯論中國傳統法律〉由他的長子林之謙和他的學生蔡博方代為宣讀。林之謙就讀於臺大土木研究所，主修電腦輔助工程，目前在美國當交換生，為期一年。聽到父親逝世的噩耗，兼程回國。返抵臺灣當天早上，趕到會場，有板有眼地以英文替父親宣讀論文，在場聽眾，無不動容。林教授的夫人呂愛華女士，也發表了一篇論文，討論〈韋伯對道教善惡觀的看法〉。

我的論文直截了當地批評韋伯在研究方法上犯了兩個嚴重的錯誤，第一，是「歐洲中心主義的謬誤」，以分析基督新教倫理之文化系統的概念架構，來論斷儒家倫理；第二，是犯了「鎔接的謬誤」，將不同朝代的歷史事實混為一談，以為可以得到儒家倫理的「理念型」（ideal type）。我認為：脫離韋伯迷陣的唯一方法，就是建構「關係」及「自我」的普世性理論，用以解釋儒家文化傳統，成為「含攝文化的理論」，來跟西方理論相抗衡。

Schluchter問我：這是不是一種「漢族中心主義」（Sinocentrism）的作法？我的回答是：「應當盡量避免，但在所難免」。這是中國學者的義務，我們不能期待西方學者幫我們建構理論，來瞭解自己的文化。

當仁不讓與義不容辭

Schluchter的論文討論《中國的宗教》一書在韋伯整體研究工作上的位置；Turner的論文則從宏觀的角度，回顧宗教社會學史上西方學者對於中國的反思。論文宣讀後的討論時間，大家針對「儒教到底是不是宗教」的根本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會後，Turner教授告訴我：目前他正在編撰一本《亞洲宗教大全》（Handbook of Asian Religions），林端教授答應幫他寫一章。現在林教授過世了，我是不是能夠接手，代替林教授完成此一任務？

我在寫完《良心與盡己：破解韋伯的迷陣》之後，我對澄清「儒教是不是宗教」的議題，自覺當仁不讓。林端教授驟然去世，幫他完成未竟心願，也是義不容辭。我考量自己能力，決定臨危受命，接下這項任務。

波昂大學教授Whimster的論文的主題是：以儒家價值觀作為基礎的考試制度，究竟是為了選拔人才，還是為了維繫世襲君主制？針對這項議題，我提出了兩點看法：第一，漢代之後以強調「三綱」為主的儒家，和先秦儒家並不相同。所謂儒家價值觀到底是指哪一種？第二，從隋朝開始，中國便有考試制度。即使到了現代，不論是臺灣或是中國大陸，都還用考試制度選拔公務人員，不同時代的考試內容也有很大變化。將這些問題混為一談，豈不是犯了「鎔接的謬誤」？

這場研討會結束後，Whimster教授邀請我針對剛才發言的論點，寫一篇論文，投稿給《韋伯學研究》。在「盛情難卻」和「當仁不讓」交織的心情中，我又接下了這項任務。

林端的願望

林端曾經對美國普度大學社會系的楊鳳崗教授說：他在臺灣是一個孤獨者。他想要像佛教在臺灣的現代化那樣，重新詮釋儒家文化的現代化。他認為：聖經在西方歷史上也經過許多次的重新詮釋，包括大希臘化時期、中古的亞里斯多德學派時期，聖經都經過重新的詮釋。他想要把臺灣民間業已現代化的儒家文化，用西方的概念重新解釋。

其實這也是我學術研究的終極關懷所在。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把《儒家關係主義》譯成英文出版，其目的即在於此。我之所以願意接手「華人社會中的人觀與我觀」研究計畫，以有限的經費，分年出版其研究成果，其原因亦在於此。現在林鴻信院長所編的〈基督教中的人觀與我觀〉已經可以付印，我們正準備著手出版林教授所編的〈社會學中的人觀與我觀〉，不料他卻與世長辭，真是情何以堪！

林夫人呂愛華女士跟林端原本是同學，她修完博士學分後，就因為懷孕生子，而未能完成論文。她已經下定決心，要繼續完成林端的願望。林端的高徒蔡博方也表示要繼續推動林教授未完成的研究計畫。

十年前，林端就想召開「韋伯與中華文化」研討會。如果林教授仍在人間，這項研討會順利召開，一定可以把他的學術事業帶上高峰。研討會圓滿閉幕後，我很惋惜地說：「可惜林端不在了。但參與辦理這次研討會的江可捷小姐說：「我感覺林老師好像有來耶！」

林端，你真的有來嗎？你願意為我現階段的著作，再寫一篇回顧論文嗎？

黃光國教授聯絡地址：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4段1號。電話：02-3366-3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