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屆世界職業安全與健康大會與會紀實

2017第21屆世界職業安全與健康大會（以下簡稱WCHS）於9月3日至6日，由國際勞工組織（ILO）、國際社會安全協會（ISSA）及新加坡人力部共同主辦，在新加坡金沙酒店會議展覽中心召開。公共衛生學院有多名師生一齊參與，包括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陳志傑教授、環境衛生研究所蔡詩偉教授、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鄭雅文教授，以及健管所學生和畢業生劉曦宸、蕭汎如、陳宗延、邊立中等。

WCHS三年舉辦一次，聚集世界各國的政府代表、專家學者、企業組織相關人士一起討論當代職業安全與健康相關問題的因應策略、政策方向，或是為未來學術研究建立合作關係。此次大會主題為「預防的全球願景（A global Vision of Prevention）」，共設計3個keynotes和相對應的6個technical sessions，以及與職業安全衛生相關之32個symposia。

3 keynotes

這次貫穿大會的三個主要題目為：零職災－從願景到實踐（Vision Zero – From vision to reality）、健康工作－健康生活（Healthy work – Healthy life）、以人為中心的預防（People-centred prevention）。「零職災－從願景到實踐」的講者是國際太空站的前指揮官Michael López-Alegría先生，他以過去在太空站工作的實務為例，介紹如何由太空人的日常工作介入，從訓練到出勤，完整地預防職災發生；「健康工作－健康生活」的講者是芬蘭健康與社會事務部的部長Pirkko Mattila女士，她強調從幼兒開始做職業健康的教育的必要性，另外，她也提到靈活運用現代科技的重要。「以人為中心的預防」的講者為新加坡職場安全與健康局的Heng Chiang Gnee局長，局長認為「領導（leadership）」是建構整個職災預防文化的關鍵，針對大企業，新加坡有bizSAFE的計畫，而針對中小企業，則有SartSAFE計畫，以提供合適的職災預防策略至各工作場所。

6 technical sessions

6個technical sessions分別對應3個keynotes的題目，我選擇的是列於主題一<零職災－從願景到實踐>下的「職業安全衛生體系的領導策略（Leading strategies for a systems approach to OSH）」，以及列於主題二<健康工作－健康生活>下的「職業安全與健康的承諾與實踐（Compliance strategies and good practices on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職業安全衛生體系的領導策略」邀請了來自賽內加爾、智利、約旦和歐盟職業安全衛生部門的領袖分享建立職業安全衛生體系的經驗。一般來說，建置職業安全衛生體系有五個步驟：1.設定全國性職業安全衛生政策、2.瞭解全國職業安全衛生狀況並建置資料、3.規劃執行全國性職業安全衛生計畫、4.瞭解執行計畫後的成果及限制、5.規劃新的全國性計畫；而根據ILO專員川上剛博士（KAWAKAMI Tsuyoshi，Senior Specialist in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的引言，ILO第187號公約（2006年）提供了規劃全國性職業安全衛生計畫的方向，尤其是第五條提出計畫中的關鍵項目，第155號公約（1981年）則規範了政府和雇主責任及明訂勞工權益。

來自四個不同地區的領袖短講提供了在建立職業安全衛生體系時可注意的重要觀點。賽內加爾職業安全衛生署署長Ndieme Seck Diouf女士強調，強化職業安全衛生體系需要政府、雇主及勞工三方面的合作，所以在構想職業安全與健康的策略時，不能只以政府為主體，也要有私部門的策略一併進行；智利立法諮詢與國際協調（Legislative Counselling and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in the Under-Secretary of Social Security）主席Pedro Contador先生說明，智利的職業安全衛生政策中，最重要的就是將勞工的健康視為一項基本權力，政府辦理保險，受益人不但是勞工、雇主還包括學生；約旦職業安全衛生署署長Maysoon Shafeeq Al Remawi女士認為，除了補強法律的漏缺及補充人力、物力資源，提升民眾對職業安全與健康的覺知也相當重要，因此試圖要建立起相關的文化價值觀；歐盟委員會就業、社會事務暨融合總署工作健康與安全組副組長Zinta Podniece博士則分享歐洲地區面臨法律規定的實踐、職業相關疾病的預防，以及人口組成改變（如老化）的挑戰時所鎖定的三個優先項目：對抗化學性暴露造成的職業性癌症、協助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遵守職業安全衛生規定、與會員國及社會組織合作祛除及更新過時的法規。

「職業安全與健康的承諾與實踐」也邀請了不同國家的官員分享經驗。越南勞檢長Tien Tung Nguyen先生報告越南主要違反勞動條件的事項為：過長的工時、不足的工資、不合適的防護裝備，以及沒有職業安全與健康的在職訓練。日本厚生労働省安全衛生部安全課副主任安井省侍郎（YASUI Shojiro）博士分享日本促使企業自發性達成職業安全與健康的新策略，包括表揚安全衛生優良企業並且給予獎勵，還有針對個人給予在職訓練（imitative Risk Experience Training, iRET），以及針對作業環境提供足夠的硬體防護設備。英國衛生安全署署長（CEO）Richard Judge博士分享2016年英國職業安全與健康的六個新策略，這些策略之間彼此相關連，例如為了「Acting together」擴大延伸職安衛服務的廣度，透過「Managing risk well」簡化風險管理的方式，發展出方便利用的toolbox，就能「Supporting small employers」幫助小型企業執行職業安全與衛生項目，此外，Judge署長還介紹了一個LOcHER計畫（Learning Occupational Health by Experiencing Risk），這是希望在年輕人進入職場之前，就可以先接受職業安全衛生的教育，讓職業安全與健康的概念紮根於民眾心中；最後一位中國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四司的李征副處長分享中國現在正建置的「全國安全隱患排查治理體系」，這個系統最主要的運作方式是讓雇主操作，給事業單位作自主管理，若發現有異常狀況就主動通報至系統，隨後再做成效評估，並根據各事業單位通報的狀況對未來勞動檢查的時間或頻率進行排序。

32 symposia

我選擇的三場座談為：職災保險及復工、社會心理危害及工會運作。在職災保險與復工的部分，為了因應開發中國家在全球生產練下職業傷病的問題，ILO成立了一個「Vision Zero Fund」，這一個座談想討論的是藉由與會各國的經驗，來檢視Vision Zero Fund是否值得去投資。首先是ISSA「RoWR」計畫（Return on Work Reintegration）的成果分享，無論是從公司的角度、保險提供者的角度，或是社會的角度，復工都帶來很好的成本效益。第二個階段是利害關係人的分享，Zel Hunter以IBM雇主的身份分享對職災預防與復工的看法，他建議事業單位要改變他們觸及（approach）的方式，不能消極地處理職災預防及復工事項；來自馬來西亞的社會安全組織代表Mohammed Azman支持協助職災者儘速復工，但是他們會遇到來自雇主端的阻攔；新加坡職場安全與健康局的Derek Teo則分享新加坡是以社會安全保險（雇主及受僱者共同負擔）、國家保險及私人保險共同承擔職災的負擔。

最後一個階段是請澳洲、歐洲、德國及加拿大分享他們職災保險及復工上實際的經驗。澳洲的代表認為：「金錢是大家共同的語言」，所以拿金錢去誘惑可以得到很好的效果；歐洲代表以職業相關皮膚病為例，說明他們以三段五級架構設計整體職災預防及復工的策略：針對健康的工人進行初段預防，次段預防的部分是篩檢出有皮膚問題的勞工，進而進行診斷，末段是以保險給付職災勞工醫療費用（含住院及出院後的亞急性照護），並在職災發生後3-12個月間協助勞工作失能管理及復工，這樣的設計可以提高職災勞工50%的生活品質、對雇主而言可以留下人力、對社會而言也可以節省掉社會福利支出；德國社會災害保險的經驗說明經由專業人員的協助，職災勞工依然可以積極生活，兩位代表還現場演出了一段小短劇，呈現他們的個案管理師如何協助職災勞工復工，以及如何解決職災勞工復工時的疑慮；加拿大的代表點出職災勞工復工的利害關係人包含照顧者（caregivers/providers）、律師、保險方（insurers/ compensation system）及社會（state/society），若要使職災者能成功地復工，就必須讓這些利害關係人感受到其中的益處，而經由他們成本分析的結果，職災勞工的復工可以減少4% GDP的損失。在這場座談會的最後，還討論到對職災勞工的汙名，以及汙名帶來職災勞工復工困難的問題。

社會心理危害的座談是我參加此次大會最期待的場次，我也就這個主題張貼了海報，發表我對公私部門受僱者在職場社會心理危害差異，以及這些危害對公私部門受僱者自評健康和疲勞（burnout）影響的研究結果。

在這個場次中，Maureen Dollard教授分享了他們研究出來的模式，認為在社會心理危害和健康結果之間，會有一個社會心理安全氛圍（psychosocial safety climate）作為調節變項，也就是說，如果社會心理安全氛圍是好的，就能減弱社會心理危害對健康造成的衝擊，進而，對企業而言，也可以減低這些危害帶來的成本（如：受僱者請病假、職災補償的負擔）。加拿大就業及社會發展部的Brenda Baxter女士在說明加拿大職場社會心理健康及安全時特別提到污名是維護心理健康的一大障礙，在這部分，需要醫師、政府、雇主一起合作才能有效果。德國在因應社會心理危害的特點，則是利用網路提供大眾有關心理健康的資訊，包括拍攝短片、製作指引，另外還有一些活動、講座等來提升大眾對此議題的覺知。

透過講者的分享，我們可以知道減少職場社會心理危害對健康造成的影響是各界的共識，然而，「減少」意味著需要測量，測量出來的結果，卻有可能帶來污名的問題。我個人的想法是，一味地運用媒體資源宣導職場心理健康的訊息效果不會太好，畢竟KAP的模式在促進生理健康上就常遇到瓶頸；但是像日本去年開始對受僱者進行「stress check」的監測方式也不見得是好的，如前述所言，當一個員工被測量到有較高的職場壓力時，可能就會被貼上標籤，而為了避免被污名，受僱者可能就會選擇隱而不報，不去找產業醫諮詢、不讓管理者及同事發現。雖然近年來許多研究結果都支持職場社會心理危害是一個很重要、需要被減輕的問題，但與會的專家學者也還無法肯定何種方式才是最好的介入模式。關於這點，也是未來研究可以繼續探究的方向。

最後有關工會運作的部分，很幸運地聽到了澳洲製造業工會在禁用石綿上的經驗分享，無論是對大眾的宣導、對政府的遊說，都是可以借鏡作參考，尤其是比照禁菸的策略上，我覺得十分可以拿來做深入討論。不過，在這個場次也看得到角色不同而產生的鮮明立場，以及可能是來自各國文化所呈現出的差異，像是新加坡的工會代表，傳達出來的訊息是工會和雇主之間和樂融融地密切合作，就能為促進職場安全與健康達到最高的效益，但來自西方的一些工會代表強烈展現了對雇主不顧受僱者健康權益的義憤填膺；而就產業而言，追求經濟上的利益似乎還是他們最在意的事，所以他們會提出一些論調，表達有一些風險是可以被接受、不應該太過強制去禁止的。

與會心得

參加國際大會對我來說非常新鮮，雖然在會議期間壓力很大，很擔心無法有效吸收會議中各專家學者傳遞出來的訊息，但也非常開心從中獲得了很多寶貴的經驗。在會議準備方面，事後我發現整個大會有很聚焦的架構設計，未來在參與其他會議時，可以先參閱會議資料，瞭解該次會議的脈絡與主題，在實際參與的當下，才能夠更有所得。另外我覺得身為一個在臺灣念研究所的學生，應當積極參與國際會議來拓展國際視野、建立世界觀，這一次很幸運也很感謝能獲得健管所校友劉嘉年女士及王建峰先生賢伉儷捐款給我們學弟妹出席國際學術活動的補助，希望未來無論是政府或是企業團體也能儘量提供學生協助，讓我們可以減去經濟上的壓力，努力充實自我、提升臺灣競爭力。

而對於會議內容，我也有一些想法希望可以應用在未來的研究上。首先，我不認為「零職災」是正確的目標或說法，因為隨時隨地「風險」都不可能會是零，既然風險不可能為零，發生災害的機率也就不可能為零；我認為雖然職災的發生都是可避免的，我們也應該去追求把職災的發生降到最低，但是不能夠把「零職災」當作目標，尤其不能夠將「零職災」當作獎勵，否則很有可能會發生隱而不報的問題，對勞工而言，損失更大。第二，「以人為中心」是世界衛生組織一直在推行的策略，不過，除了微觀地以「個人」的需求來設計預防的策略，同等重要的是要用宏觀的角度，透過社會、文化、整體價值觀、政策與法律等方式來設計整體性的策略；同樣的，健康的責任也不能夠加諸於個人，亦不能只讓企業去承擔責任，政府應該要做好監督者及共同分擔社會責任的角色。第三，「協調」、「合作」是很重要的機制，這在世界衛生組織的各種報告書裡也常出現，政府不可能獨自完成維護民眾健康的目標，除了政府各部門間的合作、這種計畫和政策之間的連結，更需要和社會上的相關資源聯繫、和雇主合作，才能事半功倍。第四，在許多的短講中都有提到職業安全與健康教育應該深根於學校，這是臺灣非常缺乏的，我們應該要朝著這方面努力，就算無法一時之間就向下紮根至幼兒教育中，也一定要至少對技職體系及大專院校的學生開始設計相關課程，讓年輕人在進入職場之前就有相關的概念。第五，職災保險單一立法是非常重要的，透過單一的保險，我們可以從職災的初段預防開始，「一條編」至協助職災勞工復健、復工，目前臺灣的職災預防、補償和復工制度都不完善，這是近期亟待我們努力的方向。第六，有關社會心理危害對心理健康造成的影響，我認為我們要有整體社會層次的脈絡分析，瞭解各利害關係人對此議題的想法，才能夠設計出適當的策略、提出有效的政策建議。最後，希望未來可以鼓吹各種社會參與、壯大臺灣的民間組織，進而才能向政府及企業爭取更多的資源與權益，保障勞工的職場安全與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