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大卓越研究系列報導—文學院：博觀約取，厚積薄發

人文需要積累，研究者要耐得住寂寞，才能厚積薄發，養成大氣。因此，人文學科的經典，通常都是長時段思考和研究的沉澱，甚至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閒暇的產物。所以，一個常規的人文研究，除了必要的資料收集與學術交流經費之外，其實並不需要大筆的資金投入。人文學者所真正需要的，倒是能夠讓其安身立命、自由做研究的一些基本條件。當然，這並不表示人文學者不重視量化的學術評價體制，而是人文學者自有其治學之道。一方面厚積薄發，努力著作具有影響力的學術專著；一方面也按照外在的形式化評價標準，發表權威性的論文。職是之故，本院隱藏了不少學養深厚而又與時俱進的學者，中國文學系葉國良教授就是這類的典型。葉教授常認為，人文學科最重要的任務是在闡釋和履行人文精神，因此，也主張人文學者不能只重研究而不管周遭環境，應多參加學術會議或團體活動。葉教授特別強調，人文學者不應與社會現實隔離，應該關心社會，在純學術性教學研究之外，亦應運用人文論述和藝術作品去喚醒人性，美化人生，豐富文化。

葉教授少年時即愛好古典小說、詩詞古文，並常試作，逐漸下定決心攻讀中國文學，遂考入臺大中文系。進入研究所後，興趣有所轉變，主要修習《詩經》、《三禮》、金文、青銅禮器之學，這些都是堅實厚重的傳統之學，非積漸日久，是無法見其功力的。其碩士論文《宋人疑經改經考》，為其奠基之作，乃由大師屈萬里院士指導。屈先生辭世前，因葉教授之前曾追隨孔德成先生研究禮學與金文、青銅器多年，而宋人金石之學又與禮學相關，遺命續請孔先生指導其博士論文《宋代金石學研究》，俾兼悉傳統圖書與出土文獻二者。葉教授畢業後，孔先生指示：「今人罕治石刻之學，可稍事之。」其後二十年，論述遂以石刻資料為主，但也持續從事經學及禮俗、文體相關領域的研究。近二十餘年側重《三禮》之研究，亦旁採出土簡帛中的相關資料，企圖在禮學和石刻研究方面建立方法論和體系。吾人觀察葉教授在此一方面，實已建構出其可成一家的理論系統。以下簡述葉教授在學術方面的具體成就：

一、治學重視源流的掌握和貫通葉教授在治學的具體操作上，十分重視源流的掌握和貫通，主張研治傳統學問應從頭開始。如讀正史應從《史記》一路往下讀，俾能得其原委，而通古今之變。研究金石之學便應從該學問始創的宋代開始，循序漸及元明清。研究個別碑誌資料便應從始見的東漢開始，循序逐代研讀至清朝止。其《宋代金石學研究》、《石學蠡探》、《石學續探》三書即是具體表現。同理，研究禮儀習俗便應從《儀禮》開始，並依禮儀項目的不同作分項探討，力求始末具備，源流分明。其《漢族成年禮及其相關問題研究》、《經學側論》、《禮學研究的諸面向》、《中國傳統生命禮俗》、《禮學研究的諸面向續集》五書，以及其所指導的研究生論文如：相見禮中的「介」、鄉飲酒禮、顧命禮、齋戒禮、居喪禮、慶生禮、唐代婚禮、禮例之學、鄭玄禮學、魏晉喪服等範疇，都秉持通代貫穿的原則展開研究。因而葉教授探討或指導一個領域，通讀及研究資料費時都很久，出版一部著作，寫作時間往往歷時七年、十年以上。而這正是一種學術的積累，呈現的則是一種厚積薄發的氣象。

二、論文強調開創與論述的完整葉教授的著作，金石學以石刻為重點，經學以禮學為重點，論文強調開創性與論述的完整性。在金石學方面，《宋代金石學研究》一書，是該範疇的奠基之作，引發了臺灣學界一些相關的文獻學、藝術史的論文，近年尤夥。石刻研究方面，雖為已歷時千年的學問，但前人對此一方面缺乏明顯具體的方法論述，初學者極難入手。葉教授則企圖進行完整且有開創性的論述，如以石刻群的概念印證漢唐碑額書寫的通例與官制的關係、論碑誌文的演變、明述失姓碑誌的考證方法、糾正石本必較集本正確的誤說等，應較前人明確完整且有新觀點。其他八十餘篇個別碑誌的考釋，觸及極多學術領域，而其發現的「唐徐州刺史杜嗣先墓誌」，更吸引其後日本及大陸學界對井真成、禰軍墓誌及中日「天皇」稱號的年代的高度關懷。葉教授專門研治石刻時，海峽兩岸幾無其人，現因陸續出版大量重要資料，大陸與臺灣學界研究者日增，《石學蠡探》、《石學續探》二書中所開發的議題、方法，遂為重要參考著作。經學方面，其碩士論文《宋人疑經改經考》，三十餘年來始終擁有極高引用率，並引出葉教授的他校《元人疑經改經考》、《明人疑經改經考》兩本論文。禮學方面，《儀禮．士昏禮》3D彩色動畫VCD更為世界首創，雖係在孔先生《儀禮．士昏禮》黑白電影的基礎上製作，但頗有修正。十餘年來，雖有若干學者擬仿效製作其它古禮之動畫，迄無完全完成之例。而葉教授與資淺同事二人合著之《漢族成年禮及其相關問題研究》，為關於該主題第一部專書。其《經學側論》與《禮學研究的諸面向》中，禮學論文最多，各篇所論，問題意識明顯，方法意味濃厚，資料掌握充分，視野開闊創新，包括禮儀沿革的縱向觀察及橫向剖析，以結合成一個體系，又如古禮書及其儀節的層累性分析、「曲禮」史的闡述、韓國《禮記》學的探討、禮儀與文體互動關係的研究等，有發前人所未發者，應為富於前瞻性之作，故《禮學研究的諸面向》一書獲得臺大傑出專書獎。《禮學研究的諸面向續集》亦已出版，議題較前集更為集中深入，凡十八篇，皆為厚積薄發，傑出之作。

三、研究持續而深入與思想靈活而融通葉教授研究的主要範疇是石刻學和禮學，其特點有二：一是在選定範疇後，即持續研究不懈。其石刻研究約在1979年開始，禮學研究約在1975即已開始，但造詣不深，近二十餘年則集中大部分精力，力求深入，且一直持續，較有自信，對問題的考慮較為周全，解析較為深入。二是思想靈活，既能掌握傳統的研究方法，又能作跨領域的融合，以經學研究、禮俗研究、石刻學研究、文體研究各方面相互為用。因此，有所開創與突破。葉教授喜讀前人各式筆記，曾云：前輩學者在研究之心得尚未成熟前，為求慎重，常書之於筆記之中，若干關於文史知識的意見，因較零星，難與其他文類的作品合編，也常載於筆記中，若能時常閱讀前人筆記，不只增廣見聞，更有助於啟發研究靈感。或因此故，葉教授喜談掌故，而對種姓、官制、度量衡等知識也饒具興趣。

四、極力提倡集體研究與合作交流葉教授鑒於國內學者從事研究往往各自為政，不相聞問，以致內容重複，浪費精力之處甚多，因此極力提倡集體研究與合作交流。集體研究方面，曾與同事夏長樸、李隆獻合著《經學通論》，與李隆獻、彭美玲合著《漢族成年禮及其相關問題研究》，與黃沛榮、王博、梅廣、張光裕、楊秀芳、張寶三合撰《文獻及語言知識與經典詮釋的關係》，又與鄭吉雄、徐富昌合編《出土文獻研究方法論文集（初集）》等等，皆是其例。此不僅能集眾人之力以加深論著的內涵，亦有助於獎掖新進學者力研究。合作交流方面，葉教授曾在中文系主任任上，舉辦或合辦十餘次大中型研討會及百餘次海內外學者的學術演講外，亦曾推動與成功大學中文系輪流主辦研討會，互相拜訪切磋，加深南北學者的交流。同時積極安排同仁至國外大學講學，成效良好。在國科會人文處中文學門召集人任上，葉教授也積極安排學者發表研究成果，曾以經學及古典文學為範圍舉行發表會，一次發表論文五十篇，打破該學門的紀錄。又首次為該學門組團出訪外國學術機構，共訪問日本八個漢學重鎮，達成台日學術交流之目標甚多。

總體而言，葉教授對於自身研究領域，始終主張：能承認經書的存在，經學才有生命，認為經學研究應以經書的研讀與詮釋為根本，不能只講經學史；若只講經學史，等於否認經學在現今仍具價值，經學將喪失其生命力，經學若喪失生命力，則經學史之研究，亦將成為可有可無之事。對傳統典籍和金石簡帛資料之間，認為有主客之分。傳統典籍是主，金石簡帛資料是客，所以應先熟悉傳統典籍，方才具備研究金石簡帛之條件。不宜反客為主，過度強調出土金石簡帛資料的重要性，更不宜捨傳統典籍不讀而直接去研究金石簡帛資料。同時也認為，文類之演變，主要受到大文豪的影響，是以研究一種文類的演變，亦應以微觀之文句剖析為主，才能洞見作者之匠意，進而了解其影響力之所在。若僅作宏觀抽象之議論，則意義不大。此外，葉教授之治石刻與簡帛，服膺王國維先生所提出之「二重證據法」，重視傳統典籍與出土資料的交互運用。如研究一代碑誌，必先閱讀該代史書，以熟悉當時的人物傳記、禮制風俗，然後解讀石刻資料；之後，再以石刻資料補正傳統典籍。可見其治學之次第、方法，皆有法有則。大體說來，葉教授之論著以謹嚴見長，不輕易倡議新說；甚至有一文草成，擱置篋中二十餘年而遲未發表者。但若有論述，輒具特見，為人重視。既能廣博地閱讀群籍而擇其精要，又能蓄積豐厚學力學養而不急於表現。凡此，皆可見其治學之嚴謹，故其研究深受海峽兩岸及日本學界之推重。蘇軾云：「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其葉公之謂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