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續上期

我為什麼會想要超越啟蒙呢？為什麼我們要想辦法超越並轉化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個人尊嚴等等這些西方的價值呢？在我個人感覺，啟蒙的價值如自由、理性、權力、法治和個人，雖然非常光輝，但是在面對現在人類所遇到的困境時，發揮的作用有限，因此也受到後現代主義很大的批評。有幾個潮流對啟蒙心態進行了比較深刻的反思，其中一個潮流就是生態環保的潮流，特別是在日本出現大危機之後，甚至現在在中國大陸非常的流行，就是啟蒙所代表的科學常常是跟發展、效率有矛盾和衝突的。第二個是女性主義，女性主義也是多元多樣，女性主義出現以後，它突出了一些另外的價值，就是除了自由以外，有公義或平等的價值；除了理性以外，有同情的價值；除了權力以外，有義務的價值；除了法治以外，有人與人相遇時基本禮貌的價值。

●人類將來不只是由一種宗教、一種價值來統率

毫無疑問的，在過去三十年影響美國或西歐社會最主要的，對啟蒙精神做出最大批判的就是這二股力量（跟後現代主義連在一起）－生態環保和女性主義。但是除了這兩個以外，還有一個多元宗教思想的出現，就是將來人類不可能只是由一種宗教、一種價值來統率。世界三大宗教一定是需要和平共存的，基督教、回教、佛教乃至其它力量一定會同時並進，一定要從多元的角度來瞭解宗教。各位知道嗎？公元2001年又叫做「人類文明對話年」，徹底的否定文明衝突，認為要透過文明對話來解構那些文明衝突的課題。

除了多元宗教思想的出現之外，還有「社群倫理」的出現。社群倫理現在在美國的社會（倫理學界），和政治自由主義是形成了勢均力敵的兩個潮流。這兩個領域之中都有非常傑出的思想家，他們之間也形成一個非常尖銳的對比。因此，在這個格局之下，我們應該要求有一個普世倫理的出現，應該有一種大家可以共信或互通的倫理出現。從這個角度來看，我認為儒家寬廣的人文精神可以為他們提供一個參考。儒家的人文精神和西方啟蒙所代表人類中心主義的人文精神最大的不同是在於它是不僅沒有想征服自然、拋棄精神世界，反而是想與自然世界融合。所以它代表了三個非常基本的價值：即個人如何跟社會進行健康的互補、互動；人類和自然如何維持一個健康的和協；人心如何能體認天道，能夠同心同德。

●面對生態環保、女性主義、多元宗教、社群倫理的挑戰，儒家的傳統理念可能發揮作用

在我們面對生態環保、女性主義、多元宗教、社群倫理的挑戰之時，西方啟蒙代表的價值如果還是在人類中心主義的格局之下，是沒有辦法應付這個挑戰的。因此，儒家傳統內所提出來的理念，我們以前或許認為已經過時了，但在此時卻可能發揮它的作用。例如：天人合一的概念。人通過具體的家庭倫理、社群倫理，通過俗世之間各種不同力量之間的互補、對話，來發展一個人類能夠創造自我的空間，把這個修身（自我）的問題和群體的問題，和自然、天道的問題能夠聯繫起來，而這之間的聯繫是透過具體的感性，這個具體的感性就是我們的情，而這個情，不是喜怒哀樂，而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這種情如果嚴格的說，和佛教、希臘哲學、早期的基督教各方面都有很密切的關係。

1957年有位學者談到「軸心文明」的觀點，他說我們要使人類文明再進一步發展，就必須要對四個人類文明重要的人物重新認識，這四個人物分別是蘇格拉底、釋迦摩尼、孔子、耶穌。在美國的學術界中，稱他們為“the fathers of faith”，就是對信仰的塑造者。信仰的觀點不是信上帝、信佛、或信來世的信仰，信仰就是我每天在走路的時候，我能夠感覺自己的存在，因為我有一個深刻的信念知道我下一步踩下去的會是地；我踫到人可以跟他打招呼，而且他不會危害我；這些所有的意義都不需要我去論證，都不需要我去想辦法來追求它的存在。假如這個意義本身出了問題，譬如我在紐約，對面來了一個人，我感覺到他會對我有所傷害，那我馬上會對整個所生存的環境有所改觀；假如我跟一個人在路上談天，突然我懷疑到底這個人神經是不是正常的，他會不會打我，我馬上就喪失了正常作業的基本信念。所以在人身的、在精神世界的各方面，那些你原來認為絕對可靠的，絕對不會有所動搖的。但是如果你的基礎動盪了，那麼你在身體和心靈上所受到的創傷，要經過一段很長的時間才能醫治。這是一種人與人溝通基礎上的信念，這種價值是儒家長期討論的課題，就是這種終極的價值是在人日用之間來體現，它不是在人的世界以外再創造一個精神世界，也就是我們要把我們現在這個世界轉化成一個不僅是合理合情，而且是有精神價值的世界。

●儒家在人類文明的溝通上是一個很重要的中介

儒家的這股思潮我們不要忽視了，現在世界上重要的思想潮流和儒家的潮流現在多半是結合的，所以最有影響力的佛教不是出世，是「人間佛教」，是要在世界裡面轉世；最有影響力的基督教不是等待末來的天國，而是基督福音要在世界裡面轉化世界，所以我們發現在儒家和基督教、佛教、回教進行對話的時候，很多代表儒家參加對話的學者是基督徒或佛教徒或回教徒。在人類文明的溝通方面，儒家成為一個很重要的中介，而它之所以會成為中介和它的基本價值取向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期許能創造本土知識的全球意義

我知道在談個人的學思歷程，應該盡量不要涉及到政治，但是我想提一點我自己的想法和觀點，就是有關於台灣的再出發這個問題。我因為是在台灣長大的，雖然在國外生活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但是我還是認為台灣是我的母國。從經濟的角度來講，台灣事實上已經充分的全球化，任何一個地方，只要能夠做生意的、只要能夠有貿易溝通的，都有台灣中小企業生存發展的空間。但是台灣文化的文化認同主要是來自於台灣的政治認同，所以我們將來該怎麼走是一個相當大的課題。從文化的角度來講，我們現在正在進行一種傅柯(Michel Foucault）所謂的「知識考古學」，就是我們對台灣文化正進行一個非常深刻的挖掘。近幾十年來，台灣研究成為顯學，在歷史、考古學、哲學、文學各方面都有相當的發展，但是我們期許的是：我們能不能夠創造本土知識（或地方知識）的全球意義，也就是當你在挖掘台灣自己的歷史、地理、背景各方面的過程中間，必須要有一個全球的視野，讓這個挖掘的工作不是愈挖愈深愈狹，而是愈挖愈深愈廣。在挖掘的過程中間，一定會挖掘出很多值得進一步考慮的大課題，而這些課題應該愈挖愈深，愈深愈廣，要考慮它的全球意義，要考慮它的地方性、區域性，譬如有很多人認為台灣研究也許可以從琉球研究取得資格，這就是從一個國際聯網中間來研究的例子。

其次，更複雜的問題是政治問題，就是我們應該如何發展實質的政治空間。現在台灣跟大陸各方面的聯繫非常多，例如經濟（企業或投資）、娛樂、體育、媒體、旅遊、文化和學術等各方面的交流都相當頻繁，但是在政治方面卻出現了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也很令我們擔憂，那就是台北和北京的主政者都沒有對方的經驗。最近在美國有開了一個會，會中邀請美國的十個學者、台灣的五個學者、以及大陸的五個學者。美國的十個學者大概每年來往台北和北京的次數頻率非常多，對台北以及北京的最高領導和安排兩岸關係的人都非常熟悉，但是台北和大陸的五位學者，兩方面都沒有真正的溝通經驗，這是一個危機。我不禁要感嘆：「為什麼一個文化發展到這樣一個程度，卻還要在黑箱作業中來解決這個問題呢？」所以要如何將我們的文化資源提升，使我們能夠進行真正的對話或者辯難，能夠逐漸化解實質的空間問題。

●以宏觀的視野關注台灣的前途

假如從文化、經濟、政治各方面為台灣的前途著想，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宏觀的視野，並且我們希望這個宏觀的視野應該有一大批公眾知識份子，在公眾領域裡面來討論這個問題。所謂公眾知識份子在我很粗淺的想法就是關注政治、參與社會、重視文化的人，也就是中國傳統所謂的「士」，這個「士」指的不是精英主義者，它指的是我們所有在座的每一位，不管我們願意或不願意，都多多少少扮演著公眾知識份子的角色。

這些人出現在什麼地方呢？台灣因為民間社會的力量愈來愈大，而且發展的動力很大，所以公眾知識份子絕對不僅是在學術界，學術界其實只是公眾知識份子活動的一個場所，而且大半在學術界的專家學者們多不願意扮演這樣的一個角色。他們有權力不要扮演這個角色，因為他們要從事自己的研究。除了學術界之外，媒體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力量，但是台灣的媒體跟美國的媒體一樣都是私有化，所以它的公眾領域很難被開拓出來。事實上它的公眾性要如何從媒體出發，和所有的讀者都有關係。美國的學術界也有討論，他們稱之為“public place”，例如《紐約時報》，它雖然是一份極為傑出的報紙，但是它有很多地方太過偏激，例如對於猶太、以色列的問題特別重視，有關以色列國家事件出現的報導率要比在東方所有國家出現的報導率多出兩倍以上，所以它無法代表美國真正的公眾性。

除了媒體以外，還有企業。企業大半是沒有公眾性，但是卻有公眾性的企業家。這跟傳統所謂的儒化、有文化意識的企業運作人物有關。再來是政府，我不認為知識份子一定要和政府抗衡，蘇聯的傳統認為假如你參加政治就不是知識份子，但這並不是我們儒家的傳統，也不是美國或法國的傳統。

●希望透過公眾論壇進行問題的反思，創造一些新的條件

還有各種不同的社會團體和社會運動，他們都具有相當的公眾性。因此，我希望能有一種公眾論壇，這個公眾論壇能夠在海外、在內地各方面進行對這些大問題的反思，創造一些新的條件，而不是讓一個民族的前途在一個不正常的黑箱作業中解決。因為假如我們不能知已知彼，就沒有發言權，我們希望有發言權，可以從各種不同的領域中發揮它的力量。現今我們有一個地震的災難，但是這個災難是可以化解的，傳統所謂的「天作孽，猶可活」，但是如果人「自作孽」是不可逃的，所以我們對於人為的災害，對於人為的各方面所出現的各種不同的內耗能夠化解，我認為這個是健康的。【下期續】◎資料提供：共同教育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