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識教育論壇【我的學思歷程】主講人劉兆漢校長

不久之前，我們電機系畢業同學舉辦聚會，共有國外內二、三十位同學來參與，因為今年剛好是我們畢業四十年，也是千禧年的開始。有些同學是將近四十年沒有回過母校，而我回母校的機會非常的多，所以對於母校的進展我都知道。當天校長、電機學院的院長、老師對學校很多的現況與進步情形介紹都非常詳盡，讓大家瞭解到台大這幾年的發展，讓校友們都非常興奮。在聚會的過程中我們談到很多四十年以前值得懷念的事情，讓大家有機會再重溫當年的情景，也引起我們對當時求學與後來大家各奔前程時，一些苦樂經驗的交換。剛好黃教授要我跟大家談一下這四十年來我自己在整個生涯中的經歷，這確實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今天我要跟大家談的大致分為幾個方向，第一個方向是我從小求學的經歷，裡面有我自己的經驗與感想，然後我會跟大家解釋我這四十年來工作、學術上的經歷。同時，我也要跟大家談一下十年前促後我回台灣工作的一段因緣。~)

我的出生地是在大陸，十歲左右（1949年）來到臺灣。當時我是小學五年級，所以我的中學與大學教育是在台灣接受的，臺灣可以說是培養我的搖籃。我知道目前在台灣唸書的同學們最主要就是要考學校，而在座的都是這個過程的優勝者。我跟大家相當不一樣的就是我很幸運，我這一生入學考只考過一次，就是從小學畢業以後考中學。我當時考取師大附中，進入師大附中的實驗班，那時候是教育部推動的一個新學制，與普通班最大的不同就是不用考高中，所以我進了初中以後就直接讀完六年中學。當時大學入學有保送制度，每所中學可以按照每年考取大學的總人數比例得到若干保障。當時我蠻幸運的就是師大附中進入台大的很多，基本上與建中不分上下，我很幸運的就這樣進入台大電機系，而且之後在國外進研究所也不是憑著入學考試，所以我只考過一次入學考。就因為這樣的經歷讓我在中小學甚至於到大學的學習過程中有蠻大的彈性，沒有特別要為某一次重要的入學考擔心。在中學時就能夠讓我有機會涉獵或學習課本以外的知識。~)

我母親是師範畢業的，也就是後來類似臺灣師專的程度，她老人家從年輕的時候就有一個非常堅持的看法：所有的小孩除了去學校唸書之外一定要加強語文。那時候雖然沒有補習班、升學的壓力，但是我們幾個兄弟在求學的過程中，家裡面總會找家裡的朋友或是認識的長輩們幫我們上國文與英文，這個經驗對我們兄弟影響很大。我記得那時候除了每個禮拜學校上課要做作文外，還有額外的家庭作業，就是國文作文及英文作文各一篇，一直持續到我讀大學時。這種過程與堅持，對後來我們的影響非常的大，尤其對於語言基礎的奠定十分有用，對我的生涯中也發揮很大的作用。所以我的經歷中第一個累積的經驗就是：不論你是學什麼科系，對於英文能力的掌握是很重要的。~)

我在師大附中唸的是實驗班，沒有升學考試的壓力，當時師大附中的師資非常好，所以在中學過程中我就可以接觸到很多廣泛的新知識，所以我從小就養成看課外書、看雜書等習慣。有一個後遺症就是近視度數增加得非常快，到了國中一、二時就已經近視將近千度。雖然我的眼睛不好，但是因為升學壓力不大，我還是會就想盡辦法去玩。我尤其喜歡運動，對於籃球十分有興趣，每天都在計劃如何搶到一個籃球場，吃中飯後可以打籃球。~)

實驗班在附中辦了將近十年，其中的同學與我一樣幸運能夠走過這個過程的人，後來都有很好的成就，例如國家衛生研究院的吳成文院士、文學家有劉大任，張健、政治人物有吳伯雄、張博雅、張文英等，這些人都是師大附中實驗班出來的，當然劉兆玄也是其中一份子。這裡特別要提出一個例子，因為我們那時候有這種環境，讓大家可以發揮多方面的興趣，台大化學系有一位相當有名的教授－劉廣定先生，他本行研究工作十分傑出，但是他也是國內著名的紅樓夢研究者，他在國學及詩詞方面的造詣非常好，在科學史方面也十分有成就，我十分清楚他的這些興趣就是在那段時間培養出來的。~)

在師大附中求學的過程中，讓我有機會開發興趣，也能夠比較廣闊的接受知識。我在台大電機系幾年所學的課程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大一、大二所學的幾門基礎課程。台大的普通化學當時非常的難，可是卻讓我第一次接觸到現代化學與物理，當時用的教科書是一套諾貝爾獎得主所寫的書，雖然不易瞭解但可以學到非常多的東西。台大的微積分、力學、數學、普通物理與大一的英文，都影響我十分深遠。~)

我去美國求學時在Brown大學，這是一所比較小的長春藤學校，雖然唸的是電機，但是在我選的課程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物理、應用數學課程，這基本上是我學習的特色。當然因為作論文的關係，會有一些比較專精的課程，但是在我學習的養成過程中，我的興趣可以說是十分廣泛。~)

我是1965年畢業，而六十年代是美國與西方在科技發展中很重要的轉捩點。1957年蘇俄發射人類第一顆人造衛星，這顆衛星對美國的衝擊相當大，因為從二次大戰後，美國一直認為他是一個強權國家，在科技上領先他人，但是蘇俄一聲不響的發射了衛星，在地球上空作科學研究，這使得全美各界震驚，所以1958年後美國就積極發展他們的高等教育及科技研究，而我畢業時這些與太空科學相關的工作，就在全美國不同的大學中變成顯學，所有的大學都希望能與此沾上一點關係。~)

當時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以工學院中的電機、資訊科學最為有名。當時全美國最好的電機系一共有四個學校，MIT、史丹佛、伊利諾，還有加州的柏克萊大學。伊大的電機系非常大，教授就超過100多位，其中研究的範圍相當廣泛。太空科學成為顯學後，在伊大電機系中也發展出太空通訊與太空科學，作為其研究與教學的方向。我就是嚮往他們的名聲且對於太空科學有興趣，就加入他們的陣營，一待就超過了25年。下面我想與各位談一下我在伊利諾大學研究與教學發展的方向、經過以及為何如此發展的過程。~)

太空科學是利用衛星及地面上的一些設備，來研究人類生存的環境，然後從地面推廣到整個宇宙中太陽系及其他的星系的變化，與天文物理研究十分接近。所以一方面是要從衛星透過儀器來看太陽、看宇宙，例如近年來最有名的赫伯望遠鏡、SOHO太陽望遠鏡，都是在軌道上放很貴重的儀器來研究外太空及宇宙，另一方面也利用衛星來看地球，從不同高度的衛星軌道來看地球的環境。我們知道地球表面的大氣層有不同的區域，大氣層中20公里到40公里是臭氧層，在這個區域中，地球中的大氣經過太陽紫外線的照射，讓氧氣變成臭氧，所以臭氣層可以幫我們擋掉紫外線，對人類及地球上的生物有很大的作用。如果沒有臭氧層地球上生物演變的情形就會完全不一樣，有沒有現在的人類我們也不能確定。60公里到1000公里是所謂的電離層，這是空氣中的分子受到太陽能量電離以後，產生電子及帶電的正負離子。更外層就是所謂介於行星與太陽之間的行星際空間。~)

在我們太陽系中還有其他的行星，每個行星外面都有它的大氣，但成分都與地球不一樣，地球的大氣在幾十億年前的太陽系形成的過程裡面剛好形成特有的狀態，而這樣的環境使我們地球上有生物、有生命，到最後演化成人類。仔細來看這是非常微妙有趣的事情，目前實際上沒有人知道是否只有地球上有生命的出現。為什麼有或者為什麼沒有，這些問題都是將來太空科學要想辦法回答的。我自己所從事的太空科學主要在於目前的地球環境，研究從10公里到70公里、70公里到1000公里、1000公里到幾萬公里，這些不同的區域中環境的變化。~)

我用的研究手段是從電機系中學到的基礎手段，當初以我一個電機系的畢業生，可以投入與太空相關的領域，其原因就是我在學習過程中基礎課程涉獵的比較多，讓我能抓住這個機會從電機轉為太空科學的研究。最初我使用的方法是在人造衛星上放一個無線電傳播器，由衛星傳出信號到地面接收，理念上非常簡單。因為無線電信號在傳送中會經過地球的大氣，包括電離層、臭氧層與地面的邊界層等，在傳送過程中無線電報會受到大氣中不同的分子、電離子、電子、水氣及溫度等等的影響，使得信號有所改變。這些改變雖然不多，但是我們的儀器如果能夠做得很精巧，就可以量出在這個接受過程中，因為大氣的變動而產生的微小擾動，而這些微小擾動就是我研究的課題。首先我們必須要瞭解為什麼會有這些小變動，而這些信號中的小變動代表什麼意義？我能否從這些小變動中瞭解大氣層中的變動因數，比如說它的溫度、電子密度等等。這些就是我研究主要的工作。~)

我們所使用的工具是剛才所說的從衛星上面傳送下來的無線電信號。這類利用衛星來研究大氣中變化的工作，是從1963年全世界才首先開始做的。我參加伊大的實驗室是一個倡導者，這個研究與大氣中許多物理、化學及動力學都有關係。而方法中潛在的缺點就是信號從幾萬公里的高度，經過大氣中不同的區域來到地面，所得到的資料是這些不同區域對於信號影響的總和，我們無法確知這個結果到底是在大氣中那一個區域發生的，雖然無法確知真正發生的區域在何處，但這些信號已經提供我們某種訊息，讓我們可以判斷得知整個過程中有某些事情發生。~)

很久以來，科學家們就希望能夠更進一步利用這些信號測出大氣中不同區域中發生的擾動事項。在1985、86年左右我有一個巧緣與一位醫生交談，他的專長是輻射醫學，專門做腦部的斷層掃瞄。醫學界在60年代就利用X光來做掃瞄，其原理就是利用許多X光輻射源穿過人的大腦傳送到不同部位的接收點。接收的X光經過不同途徑，在腦的每一部份都會有好多條不同途徑的X光經過，每條都帶著其經過之途徑中腦部相關的生理病理資訊。經由信號的處理後就可以把腦部有毛病的部位找出來，這就是所謂的X光腦部斷層掃瞄的技術，在1980年代這個技術在醫學上已經很成熟了。~)

我與這位醫生談話後，發現醫學上的這個理念與方法可以用於當時我所做的電離層研究上。如果衛星是繞著地球走的低軌衛星，在飛行時隨時隨地傳出無線電信號，而地面接收時也不只是在一個接收站，而是有很多接收站同時收訊，這個系統就與醫學上X光斷層掃瞄的系統非常相像。所以在1986年我們就提出利用斷層掃瞄的方法來研究高層大氣，尤其是電離層，當時很多電離層的科學家都不相信，但後來我們確實證明新方法可以找到的不只是整個一條線上加起來的總和資訊，而是每個不同區域的資訊，而使我們很清楚的知道在大氣層不同的地方，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這個方法後來大家把它叫做Computerized Ionospheric Tomography，簡稱C.I.T，現在很多國家都開始做，後來蘇聯科學家在1991年也提出這個方法。

我回到台灣後與大陸科學家們合作，在上海、溫州、中壢、高雄、馬尼拉碧瑤設了六個站，分別在菲律賓、台灣、大陸各設有兩個站，在東經120度的這條線上，接收美國幾十顆海軍導航衛星的訊號，利用這些信號來研究我們這個區域上空的變化，這個網路現在還十分有名氣，這是我工作中十分有趣的部分。而這也證明當你作研究的時候，不只是你的領域，其他領域給你的刺激與交流常常會讓你想到一些新的東西。另外一個與我學術研究也有關係的發展。在1980年代初期，世界的太空研究中有一個特別的新方向，就是要在地面上建立一些大型的儀器設備，使我們可以在地面上長期監測10公里到100公里高層大氣的變化，這工作對氣候、天氣、與太空旅行都有影響，當時世界各國都積極參與。以前研究的手段比較少，例如放一個汽球上去，或是放一個衛星，但是衛星在這個區域中經過大氣摩擦的影響，最多維持一個禮拜就會落下來，所以要研究這個區域中大氣變化，最好還是在地面上設有儀器。

大家都知道雷達是一個敏銳有效的環境監測儀器，在地面上架設一個大的天線，把無線電的能量集中在一起發射出去，這個信號碰到飛機飛彈或是雨點、雲、冰雹，就有回波傳回，我們可以根據回波來分析雨量的地位、速度、雨量大小，或者何處在下雨等等。但是普通的氣象雷達在晴天時就看不到什麼東西。在1970年代中期儀器的精密度相當進步，同時對於雷達操作的理論也比較清楚，所以國際上就開發出一套全天候的雷達，可以在不下雨的時候測出大氣中某地的風速或風向，這種雷達叫做極高頻雷達，在1980年代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在開發這種雷達。1974年我到德國客座時，當地的馬普研究所剛好是這方面的先驅領導者，所以我就開始參加這方面的工作。

1981年我回到台灣後，就與台灣的科學家，尤其是中央大學大氣物理方面的專家研究合作，在東南亞區域中的台灣建立了第一座極高頻雷達，並且於1986年開始運作，在國際上也十分有名，叫做中壢雷達。這座雷達設立在中央大學，兩百多桿約三公尺高的天線排列在一起，十分壯觀，好像天線組成的樹林一般。我們利用這個雷達開發出一些觀測晴空、大氣中發生的大氣現象的技術，在美國與歐洲也申請到專利。這使得中壢雷達雖然與世界其他雷達相較下要來得小，但是開發出來的方法卻頗有名氣。這是一個結合電機、通訊、大氣科學一起開發出來的技術與學門，我常常想到自己為何能在一些新的研究領域中提出一些貢獻，可能就是因為我的基礎除了電機之外，物理及動力學都曾經涉獵過的關係。

最近大家可能在報章雜誌上看到我國中華三號衛星的新聞，這個計劃對全世界太空研究與天氣、氣候的研究，會產生重要的貢獻。這項計劃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在1987年因為我與我的研究生們開發電離層掃描的技術，讓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的專家們注意到這個方法，於是邀請我合作規劃用衛星低軌及GPS作全球氣候與氣象監測的一套系統，這套系統由1987年時開始規劃，一直到1994年成功的把這個理念運用在美國的一顆衛星上。所以再下一步就是台灣、美國及歐洲合作，如果推動中華衛星三號計畫能夠成功，將會是一個舉世矚目的創舉，因為我們可以利用這套系統得來的數據，使得天氣預報工作的精確度大幅提升。

目前我們天氣預測最大的瓶頸是能夠得到的實地測量數據太少，全世界有九百多個氣象站，而且都是在陸地上，但是對於氣候與氣象影響最大的因素是海上的變化。中華衛星三號將來放上去後就可以利用斷層掃描的方法，把原來僅有的900多個數據點增加為5000多個數據點，而且會在全球平均分布，不僅止於陸地也擴及到海洋，專家預估會增強天氣預測的準確性，同時也可以做更長時間的預測，這也是我目前一部份的學術工作。以上就是我在學術研究上與太空科學、電機科學相關的一些歷程。

最後的時間想談一下我從美國回到中央大學的一段因緣。從我1965年畢業以後的前15年，我基本上是從事學術工作，包括教書、研究，每天忙著寫論文，申請研究經費。從1981年起開始有些改變，可以從兩個方向來看，其一是我開始加入國際科學組織的工作，另外是我漸與國內學術界尤其是中央大學合作。回想起來我所說的這兩個方向都與一件事情有關係，就是1958年時世界上有史以來第一次由全世界大部份國家參與的「國際地球物理年」（IGY）的計畫。這個計劃的理念是二次大戰後，很多的國家有許多可以用做科學研究的儀器散佈在世界各，當時的國際科學聯合會就與聯合國合作，利用全世界各地的儀器與科學家來研究我們的地球環境。而這件事與中央大學在台復校有密切的關係。

根據中大校友的說法，當時中大一直想復校，但當時的教育部及政府部會中有相當多清華、交大的人馬，所以清華與交大都先行復校，而當中大想復校時，老總統蔣介石先生的理念是要反攻大陸，他讓清大、交大復校後就開始有點後悔了，所以中大復校的事就一直擱淺在那裡。1958年的國際物理年是國際上的大事，是美國科學院、聯合國的文教組織還有國際科聯一起出面，主要由美國推動。所以美國科學院就派出一些相當有地位的美國科學家到世界各地去邀請各國科學家共襄盛舉，雖然有些國家的科學發展水準不高，但是在這個計劃中能夠提供當地測量等工作之協助。美國希望台灣與大陸能夠同時參加，因為當時中華民國是聯合國的一員，大陸還不是。但是大陸的面積那麼大，要研究地球物理，絕對不可能沒有大陸的參與。

美國科學家到台灣後，發現台灣當時沒有地球物理這個新的學門，沒有任何大學或研究單位有地球物理方面的專長，所以非常尷尬。我們雖然有資格參加計畫，但是卻沒有適合的人可以推動，而大陸不是成員卻可以有很多人參加。當時主持中大復校計劃的是任職台大物理系的系主任戴運軌先生，當美國的兩位科學家來拜訪台大時，告訴他這個情形，他就趁機請當時的教育部長向總統報告，陳述中華民國一定要有一所訓練地球物理學家的大學，因此中央大學就得以設立一個地球物理研究所，然後在台復校，所以中大的復校與地球物理年的密切關係。

1981年我在伊利諾大學研究跟地球太陽之間的相關科學，當時的國際日地物理科學委員會的會長就來找我，希望我能擔任秘書長的職務，那時我剛好要回台大客座半年，他說服我接受秘書長的職位，並且希望我利用在台灣這段時間，來幫助這個組織在東南亞推動大型的日地科學學術研究計畫，這個計畫中的一部份就是上面我所講到在中央大學建立中壢雷達的事跡。1981年我參加這個組織擔任秘書長，1994年被選為主席直到去年才卸任，作了十幾年的領導國際科學組織的工作。另外一方面也因為與中央大學合作，從1981年後我每年都會回到台灣，包括1986年回國在中央大學設立雷達，1989年回中央大學擔任客座，1990年就正式回到中央大學直到現在。

回顧起來由IGY開始的兩件事，一件是在國際上日地物理科學委員會的成立，一件是中央大學在台復校立，兩者原來是平行發展的，但從1981年起這兩件事情都開始與我有關係，似乎冥冥之中我的生涯就被兩條平行進行的事件，推向我回到中大這個交集點。1995年我在美國開會時，遇到當時來台灣談台灣參與IGY的兩位學者中的一位，他就談到當初到台灣會談的情形，然後又把當時國際互動的情形告訴我，才使我理解到當時戴院長遇到的就是他，這是一段十分有趣的歷史。後來我把中大的事情告訴他，他也認為十分巧合，邀請我把它寫出來，發表在他們的雜誌上。

回國後在中大已經十年了，很多工作推動起來也不是十分容易。因為我認為中大並非一所很大的學校，如果想將中大能學術界佔有一席之地的話，就需要建立特色，其中一項特色就是因為有這麼多上面所說巧合的事件碰在一起，使我們這幾年有機會利用它的歷史、傳統與國際發展的情形，開發出中大在太空科學地球科學方面的特色，這也是幾年來自己比較欣慰的事情。我想或許可以從我的學思歷程中得到一些可供參考的經驗。這就是在學習的過程中要把基礎打穩，把自己接收知識的視野放寬，如此當機會來臨時會比別人容易掌握。另一點要跟大家說的就是各位在學習生涯中是國內的天之驕子，是多次學業競爭中的優勝者，我以一個過來人的身份提出一個很重要的經驗要與大家分享。在台大四年中，當時與我一起讀書的電機系同學都是一時之選，在這種環境下很自然的就會養成相當程度的自信，而因為有自信，我們就可以做到真正的謙虛。這個自信心的養成使我在未來的生活中能夠以寬容、包容的態度來對人處事，也讓我可以真正體會所謂「有容乃大」的精神。因為我有自信，所以不會特別計較小事，這種想法與心態就是在台大四年的生涯中因有所體會而養成的。我常常與他人說到，在作任何事的過程中，不要去計較這是誰的功勞，誰的貢獻，當這件事情作成功時絕對會有足夠的成就讓眾人分享。這種想法與觀念，可說是我在台大四年最大的收獲，我特別在此提出與在座的各位分享與共勉。希望你們能趁著在這個特別優質的環境中，養成「有容乃大」的習慣與氣質。

問：在您這麼長的一段學習期間，涉獵如此的廣博與深邃，請問您是以何種的心態去學習？如果我們要培養多方面的興趣，應該抱持什麼樣的心態？

答：我想就是要有開放的心胸，思想要開放來接受其它的東西，這個態度十分重要，但是必須要多讀書。問：我是台大地理系的學生，因為去年參加遙測的課程，所以去參觀過中央大學的太空遙測中心，我覺得裡面非常的先進，讓我大開眼界。我想請教在您的求學生涯中是否有印象深刻的師生互動回憶？您是否能夠提供我們一些關於在求學過程中，遇到困難時該如何解決的建議。

答：我剛才提到在台大求學中，對我影響最深的課是大一、大二的課程。當初對我影響很多的是一位比我高一屆的數學系同學。也許你們聽過他的名字－項武義先生，他是一位有名的數學家，雖然我學的是電機，但是對很多物理與數學上的理論相當有興趣，也常常跟討論。所以同儕的互動對我產生很大的影響。台大在那個時候同學與老師的互動不多，現在不曉得是否還是如此。當時台大的圖書館有一個參考室，我每天會花很多時間在那裡，不見得全是在那裡看書，但是卻找了很多人在那裡聊天，聊天的人有學歷史的，也有學數學的朋友，這種同儕之間的互動對我來講實在是印象深刻。

問：您剛才強調大一、大二的歷史課程對您的影響很大，所以如果您還能回到當時大一、大二的時刻，您最想加強哪一個部分的專長？

答：我們大一的選讀本第一課就談到「如果你能再當一次大一新生」。我想如果從頭開始的話，我會更加注重與同學之間的互動。當年與同學間的互動讓我受益不少，但是互動的目標比較窄小，尤其是我沒有住宿舍，有很多與我同屆住宿舍的同學，他們所形成的友誼是一輩子的。基本上我想能夠擁有更多與同儕間的良性互動，尤其是在這段人生中很難得的時間，現在回想起來真的覺得將來人生中很多的互動都在這時種下因緣。

問：劉校長一家的兄弟都是博士，家學淵源深厚。剛才您提到在您幼年的時候，您母親特別重視語文教育，除了語文教育之外，您一直強調鞏固基礎，所以想請問您兒時的教育之中，母親對於您們的腦力開發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秘訣。

答：我母親還健在，說不定你可以親自去問她。基本上，她特別重視我們的語文教育，這裡面其實須要一個能夠長期維持的方式，母親確實有一套辦法能夠讓我們持之以恆。回想起來很可能是一種榜樣的建立，先培養我大哥，然後我們就不得不跟隨了。我排行老三，大哥、二哥都這樣做了，我只好也跟進。持之有恆必須要看父母要有這個決心，家中母親比較嚴格，父母中間必須要有一個比較嚴格，就比較容易作得到。

問：您提到自信心的培養很重要，所以想請問您在一群優秀的同學中要如何培養自信心？您剛才也強調語文的培養，而您的學術研究主要是往國外發展的，是否有想過藉由語文能力的培養，來拓展您的國際觀？答：我想在座的各位不用去蓄意培養自信，應該都是充滿了自信，有足夠的本錢說自己是很不錯的。當然，還必須更加的努力來保證自己不錯的事實。在大家都是很優秀的環境中，如果能夠依照自己的想法走出一條路來的話，這就是很成功的一件事。並不是說每個人都要去考第一名，能夠在這種環境中自在的生存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這就足以讓你擁有自信。語文的能力確實是很重要的，將來到社會中妳會發現無論走哪一行，語文的表達能力與造詣都非常的重要。現在是一個越來越需要國際化的世界，英文的能力會成為你未來的事業是否能夠走得更遠與更廣的先決條件之一。各位在這個時代中學習英文的機會與場合非常的多，有非常好的英文學習節目與媒介，重要的是妳願意去練習，其實沒有太多秘訣，就是要下苦工的。

問：請教您在一生當中除了您的母親之外，是否有其他的人對於您的生命有重大的影響？

答：其實對於我們幾個兄弟做人、做事影響最大的人應該是我的父親，他不是一個很嚴格的人，但是在養成過程中，父母的身教是非常重要的。我母親有許多的規矩，要求我們做很多事情，但長遠來講對我們影響比較大的還是我的父親，他做事的方式、為人處事的方式對我們影響很大。在學校教育中，也有幾位老師對我的求學過程影響很大，例如我在師大附中唸書時，有一位女導師，她是北平師大畢業的，她教我們國文課，所以我一部份的語文能力也是因為這個老師的幫助。當時師大附中的實驗班跟別的班及不一樣，實驗班是四二制，初中唸四年，高中唸兩年，高中兩年就分為文、理兩個班了，所以初中導師實際上要帶我們四年，對於我們很多同學影響很大。

問：幾年前曾經看過您們三兄弟所寫的武俠小說，看得出來當時你們對於語文相當感興趣，那為何您會選擇電機系作為志願呢？

答：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讓我有機會再度為大家說明。寫武俠小說的不是我，是我三個弟弟，是四、五、六三個兄弟所寫的，最小的弟弟在寫小說時大概還在高二，但是我沒有參加。我之所以會選擇電機系，現在分析可能也不是很理性的事，在我們那個時代中學生最大的願望，大概就是考進台大，最大的理由是為了出國，當時最理想與流行的一個領域就是電機，就是因為這個因素我選擇了電機系。問：您在美國待了很多年的時間，可以說是一位傑出的華裔科學家，想請問您對於李文和的境遇有什麼看法？答：我在美國由1961年開始待了將近三十年，其實在我一生中待得最久的地方就是美國。確實在美國像我們這種身份的科學家，不論是華人還是美國人，要面對的是一個競爭相當激烈的社會，大家看重的還是學術上的實力，所以在一個學術界中或是大學城中，平常不易感受到種族歧視。我的小孩在大學城成長，他們也沒有這種感覺。但是不可諱言的，在學術界之外，白人的優越感對於外國人的歧視還是會存在，尤其是對普通老百姓。我在美國的中西部，可以說是美國中堅份子的所在區，他們的宗教保守氣息十分的重，所以如果出了大學城去走走的話，常常會碰到一些友善的人，但是他們還是會把你當外人，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李文和一案我並非真的很瞭解，有的華人科學家及美國科學家認為這個案件其實有蠻多的因素都指向他的身份是華人，詳情很可能我們不能全盤掌握。李文和先生來台灣很多次，到台大與中大好幾次，我也見過他，他的習慣是非常慷慨，常在演講時會說如果你們需要什麼資料，我會儘可能提供，甚至於需要哪一方面的專門設備都會全力配合。他基本上是一個很天真、不太懂這方面嚴重性的科學家，這是我對他的印象。現在美國把它當作間諜案來審判，根據我的膫解，目前有許多華人科學家及美國科學家集合起來幫他的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