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誠信與公義

　　　　　　　　　　　　　　　　　　孫震

陳校長要我在今天的校慶典禮上講話，我覺得非常光榮。首先我祝福母校校運昌隆；各位老師、同學學術精進。我接著要向李遠哲先生道賀，李先生在學術上的成就是我們臺大人的驕傲；也為臺大人樹立了榜樣和目標。他所得到的各種榮耀可謂實至名歸。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回歸誠信與公義」。我覺得跟校長剛才的講話；以及去年校長在校慶典禮所說的內容，有許多可相互輝映。因為，從去年12月以來，美國發生了一連串企業的弊端。我們台灣似乎也有類似的問題，也許比美國還要嚴重。我覺得正本清源都是因為我們的產業界、甚至整個社會，捨本逐末，不務本而務虛的結果。

去年12月安隆(ENRON)公司向法院聲請破產。安隆是一家能源貿易公司，80年代崛起於德州，很快成為美國第七大公司。其高層主管，長袖善舞，結交政治人物。從1990年到2002年，公司及其高級主管的政治獻金將近六百萬美元。參院的100位參議員當中，有71位收到他們的捐獻。包括事發後負責調查安隆案的能源委員會23位委員中的19位，都曾經獲得其政治獻金。美國總統的最高經濟顧問和貿易代表曾是安隆的顧問；小布希總統的三位內閣閣員亦接受安隆的政治捐獻。

安隆公司與今年7月東窗事發的世界通信(World Com)都是勾結會計公司，運用會計技巧，隱藏事實，將實際虧損做成帳面盈餘，造成偏高的股價，從中獲利，使千千萬萬不知情的投資人和員工慘遭損失。安隆是將虧損科目隱藏於特別帳目(SPE)，世界通信則是將費用列為資本支出，分年攤提。我們只要引用幾個簡單的數字，各位就可感到事態的嚴重。在安隆聲請破產前一年中，其144位高級主管，從公司、獲得7億4千4百萬美元，其中董事長雷伊(Kenneth Lay)一人獨得1億5千2百萬美元，折合台幣50餘億元。參加安隆退休計畫，投資安隆股票的2萬4千位員工損失超過10億美元。

從安隆到世界通信一連串企業弊端，對美國經濟發生的影響，可分短期和長期兩方面來看。在短期方面，企業醜聞使市場信心動搖、股價下跌、社會大眾的資產價值縮水，對消費和投資都有不利的影響，延緩經濟復甦的到臨；在長期方面，則使世界各國對美國企業心生疑慮，如因而減少對美國的投資，導致美元貶值，將造成世界經濟重大災害。

在過去半年中，美國媒體和輿論界批評和檢討的文章很多，且漸從消極的批判轉為積極的檢討，讓人感覺到美國畢竟是一個有反省能力的社會。我想特別介紹今年8月19日商業週刊(Business Week)亞洲版其中一篇是(安隆之後:理想公司)。這篇文章說，「春田再製造公司」(Springfield Remanufacturing Corp)的老闆史泰克(Jack Stack)過去10年，每年夏天都到MIT史隆管理學院，向參加「巨人培育營」(Birthing Giants Program)年輕企業領袖介紹其公司文化：「信任、忠誠與公義Trust，Integrity and Fairness」。自1990年代後期網路興起以來，史泰克從他們身上明顯感到美國年輕人態度的改變。他們對自己比對公司更重視。他們成立公司組織是為了圖利於一時，而非長期經營；他們對手中股票的價值比對公司的利潤更熱衷。在他們眼中，史泰克簡直迂腐過時，有一陣子史泰克自己也開始懷疑。因為，太多年輕經理人沈迷於快速發財，然後退出職場享受人生。

不過經過安隆事件和泡沫經濟後，企業倫理重獲重視。世人終於了悟企業價值比公司首長的報酬和股票價格更重要。信任、忠誠、和公義才是企業最基本的價值，也是企業永續經營的基礎。史泰克說:「企業所重視的就是價值Business is all about values。」

美國和台灣近年很多人經濟行為表現，常讓我想起德國經濟史學家Max Weber的《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和奧國經濟學家後來在哈佛任教的Joseph A. Schumpeter的《經濟發展理論》。我們常以為資本主義的特質是貪得無饜，但是，Weber指出，貪得是自古以來普遍的現象；貪得並非資本主義的精神。資本主義的精神反而是在一定規範下有節制的賺錢。Schumpeter認為，企業家從事創新、產生利潤、引起投資群集，使生產和就業增加，經濟才可繁榮。

Weber的資本主義精神和Schum-peter的企業家，都是一種人格特質。具備這種特質，勤勉、節儉、冒險犯難、努力工作，利潤只是其結果，而非原因。而預期未來各期利潤在資本市場上貼現成現在的價值，才是正當的股價價格。然而我們看，近年美國和台灣的社會，不務正業，炒作股票，賺取厚利。他們的獲利並非來自創新和利潤，而是來自別人的損失，或整個社會未來的損失。一位作家在其關於安隆公司的近著中說:「安隆公司的設計，在使人不需要創造利潤而可以賺錢致富。其目標在使股價上漲，其方法則是造成群眾的迷惑。」(Business Week,Oct.14,2002, p.l1)。整個資本市場又何嘗不是如此?試問一個國家如果沒有生產創造新增的價值，則一切貨幣性或金融性投資所賺取的高利、甚至暴利，從何而來?

大家都知道西方經濟學鼻祖Adam Smith在他的名著《國富論》1776中指出，個人努力追求自己的利益，冥冥中就像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帶領我們達成公共的利益；而且比蓄意想達成公益更有效。然而Smith在《國富論》出版前17年先出版《道德情操論》1759書中指出，只有在倫理的基礎上追求自利才會達成公益。企業倫理是根本，利潤是結果，遵守倫理、創造價值，才會產生利潤。不顧根本，只求賺錢，整個社會都須為之付出代價；過去十年，許多不事生產者的暴利，美國經濟和台灣經濟目前正在付出代價。

倫理是一種發自內心的節制。倫理需要配合外在的支援，體系才能普遍和持續遵守，否則遵守規範的人常是先受到損失的人。倫理的支援體系有三道重要的防線:第一道是健全的社會制度，包括組織、規則以及內在和外在的監督。美國在經過一連串的企業弊案後，目前正全面檢討董監事會的功能和公司治理。第二道防線是公正嚴明的司法，彰顯正義，為社會維持最起碼的倫理水準。第三道防線是明辨是非的社會，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讓好人得到鼓勵，壞人受到譴責。我國自古重視倫理，倫理先於知識。孔子說:「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近年我們台灣的教育表面上雖說德智體群美五育並重，實際上四育偏廢，獨尚智育。我希望我們的教育體系重新重視倫理教育。唯有在倫理的基礎上，個體的利益才會和群體的利益相一致，個體的努力才會促進群體的利益，而群體的利益才會與所有個體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