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學思歷程主講人劉述先教授

91.5.7. 思亮館國際會議廳主持人：李嗣涔　教授

我們這一代生於戰亂之中，長於雜亂之際，少小離家，四海飄零，難歸故土，生活在一個現實過慣承平日子的世代所無法想像的不同世界裡。我的一生迄今為止，依時間和地域可以劃分成為四個不同的階段：（一）上海，一九三四～一九四九~)（二）台灣，一九四九～一九六四~)（三）美國，一九六四～一九八一~)（四）香港，一九八一～一九九九

一九九九年由香港中文大學榮休，返台定居，現在剛開始一個新的階段。各個階段都有鮮明不同的特色，以下就略述我在這些不同階段的學思歷程。

我於一九三四年出生上海，祖籍江西吉安（盧陵），也就是歐陽修、文天祥的故鄉。我們一家由祖父理堂公起就移居滬上，我從來沒有回過江西。但因父母都在吉安，所以從小在家裏我都說家鄉話，遵從家鄉的習俗，籍貫還是江西吉安人。我的祖父創業經商，父親靜窗公則由北大經濟系畢業，卻因戰亂關係，大半生隱逸在家。他並不跟隨時流反傳統，十分孝順父母，在家親自教我讀《論語》，講宋明儒者的軼事。抗戰時隱居滬上，，師事華嚴座主應慈大師，嘗謂儒釋之學如日月經天，對我一生有極深遠的影響。我從小讀書成績優異，文科理科都不錯，卻從來不想作科學家，或者就是所謂「家學淵源」的緣故罷！但我在學校功課之，喜讀雜書，父親也不禁止，只偶加提點，令我終生受惠。日後我會走上新儒家的道路，無疑是父親播下的種子。但父親體弱多病，是母親遺傳給我健康的體魄，她照顧子女的生活無微不至。故雖生於亂世，全家一度逃難到大後方由越南回到淪陷的大上海，但騷亂都在外面，我受到的愛顧和保護，渾沌未鑿，一直到十五歲為止。一九四九年，徐蚌會戰之後國軍節節敗退，共軍已包圍上海。正好在銀行做事堂姊的同事有兩張去廣州的飛機票，父親當機立斷，決定讓十九歲的堂哥冠先和我南下，由廣州轉往台灣求學，說是為我們兩家留下讀書的種子。我們兩個不到二十歲的青年人就這樣走上了不歸路，為我生命的第一個階段劃下句點。

由廣州搭輪船到基隆，看到浪花四濺，我不知道生命的意義是什麼？也不知道國家、文化的前途在那裡？乃下定決心要學哲學，我不要像時流那樣，但憑一股激情，根本不問是非善惡，就一頭栽進激烈的革命行動中。我在台灣讀了兩年高中，已經閱讀了一些哲學的入門書。一九五一年考進台大哲學系，那時還沒有聯招，一班只有四個人，教授卻有十多位。我很幸運，在大一聽方東美師的哲學概論，他的演講如天馬行空，把我們帶進了哲學思辨的神奇世界中。由大學到研究院，我深受東美師講柏拉圖與文化哲學的影響。同時又跟陳康師逐字逐句，攻讀亞里士多德，受到哲學論證的嚴格訓練。那時在台灣透過殷海光先生的宣傳，提倡哲學分析的邏輯實徵論成為潮流。在思想上，我既不契於共產黨辯證唯物論的階級鬥爭，也不契於分析哲學把價值問題放逐到認知意義的範圍以外。大二暑假我讀東美師的《科學哲學與人生》，戰慄於現代西方外在豐富而內在空虛的虛無主義之侵襲。又因父親的引介一氣讀完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識論》，迴心嚮往，由佛歸儒，確定了自己一生的指向。我日以繼夜，心無旁鶩，勤奮攻讀，先掌握了中、西、印三大哲學源流，繼究心當代思潮。少年時狂妄無知，夢想通貫世界哲學，綜合古今中外智慧於一爐，建立自己哲學的大系統。這樣的想法雖不切實際，卻暗合於由博返約的學術途徑，為我積蓄了寶貴的資源。我在大學後期已經開始在香港《人生雜誌》、《民主評論》發表文章，一方面緊密結合文學與哲學的反思，另一方面也不期而然順著時流所謂「語言學的轉向」，作出了自己的回應。我批駁了邏輯實徵論的看法，檢視了行為主義的記號論，卻歸宗於卡西勒（Ernst Cassirer）的「符號形式哲學」，與文化哲學接軌。很幸運的，我在一九五八年獲得碩士學位後，即由父執牟宗三先生，以及徐復觀先生的引介，進東海大學教通識課程。我在東海教了六年書，很受到學生的歡迎。也由於日夕過從，我由牟先生那裡學到進入宋明理學的門徑，也由徐先生那裡學到結合考據與義理做思想史的方法。在這個時期除了出版卡西勒《論人》（一九五九）的翻譯之外，代表作是《文學欣賞的靈魂》（一九六○）、《語意學與真理》（一九六三），和出國以後完成的《新時代哲學的信念與方法》（一九六六）。一九六四年南伊大哲學系新成立的博士班徵召我去讀學位，給與我去美國留學的機會，而結束了我生命的第二個階段。在南伊大留學時，由於我有堅實的西方哲學與外國語文的底子，一點也沒耽擱，只用了兩年六個學期（quarters）就取得學位。幸運的是，我得以受學於魏曼（Henry Nelson Wieman）教授。他是「經驗神學」的倡導人，在他的指導之下，我的博士論文寫的是田立克（Paul Tillich）系統學的檢視與批判。田立克發展了一套文化神學，引發了我對儒家哲學思想宗教意涵的思緒，打開了一條結合文化哲學與宗教哲學，以及溝通中西哲學的途徑。系裡為了發展比較哲學，在我卒業後，特別留我下來執教。而我聽了好友傅偉勳的勸告，決定留美發展，把家小接來美國，又進入了生命的另一個階段。我南伊大學會了美國學術的規矩，不斷在《東西哲學》（Philosophy East and West）以及新成立的《中國哲學》（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季刊發表文章。同時我也積極參與學會活動，先成為「美國哲學會」（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與「亞洲研究學會」（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的會員，而後成為「亞洲與比較哲學學會」（Society of Asian and Comparative Philosophy）的創會會員，並當選為執行委員會的委員。後來又成為「國際中國哲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Chinese Philosophy）的創會會員兼執行委員會委員，並於一九八六年當選會長，任期二年。由一九六四至七一年因身分關係我一直留在美國，從未回到遠東。一直到七一年才得休假到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訪問。命運卻又讓我碰上七二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入聯合國的大事。我站在中國知識份子的立場，無法置身事外，坦率地發表了自己的言論。此後十年，我與香港這一塊殖民地結下了不解緣，不斷在港美兩邊來回跑。一九七四年我在南伊大升任正教授，正好唐君毅、牟宗三兩位教授同一年由中文大學退休，乃徵召我回去做哲學系系主任。在兩位大師退休之後，我結合同仁的力量將之轉型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學系，為哲學界培養人才，並經歷了中大改制的陣痛，仍維持新亞書院為當代新儒學中心的地位。

一九八一年中大邀請我回去做講座教授，我才辭去了南伊大的職務，而結束了這一個階段的生活。在美國，我的研究轉向中國哲學，特別是宋明理學，與比較哲學方面，不斷發表論文，內容廣及形上學、宇宙論、知識論、倫理學、自然哲學、思考方法等各個方面，而我寫朱熹論心的專文為在美提倡宋明儒學最力哥倫比亞大學的狄百瑞（Win.T.de Bary）教授所引用。我走上哲學一途本不是為了做專家學者，但我作的學術研究漸漸得到承認，後來應邀到夏威夷參加了由陳榮捷Wing-tsit Chan）教授統籌的國際朱子會議，為百科全書與字典撰寫有關朱熹的條目，不期而然成為了國際知名的朱熹專家。同時，我從未放棄用中文寫作。七十年代我在東海時期教過的學生楊牧開始了新潮教書，先邀請我整理著作，出了《文化哲學的試探》（一九七○）；而後再接再厲又出了我新編的文集：《生命情調的抉擇》（一九七四），廣為當時的青年讀者所閱讀。八十年代初，中國時報叢書出了我的《中國哲學與現代化》（一九八○）。這部書篇幅不大，但旗幟鮮明，針對時弊發言，說明儒家傳統既有萬古常新的一面，也有與時推移的一面。這是我在日後被視為第三代「當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一九八一年我把家搬到香港，學術生命又轉入一個新的階段，思想比較成熟，顯示出自己的特色。一九八二年，我的《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增訂三版，一九九五）出版。這是建築在錢穆先生《朱子新學案》的考據與牟宗三先生《心體與性體》的義理之上的一部有相當份量的專著。一九八六年我由香港休假，到新加坡東亞哲學研究所做研究，出了《黃宗羲心學的定位》（一九八六）一書，得到陳榮捷老先生的謬讚，在錢、牟二先生的說法之外獨樹一幟。此後我又出了好幾部論文集；《文化與哲學的探索》（一九八六）、《中西哲學論文集》（一九八七）、《大陸與海外－傳統的反省與轉化》（一九八九）。可惜的是，最後那一部收了好些文章，是文化熱時期與大陸學者交流與回應的結果，結集後剛好碰上天安門事件，以至未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與影響。但大陸為了抗拒全盤西化，為「河觴」一類的電視消毒，正統馬列毛思想既因受到信心危機的影響而缺少吸引力，及有意無意縱容新儒家思想在大陸流行。一九八六年「現代新儒學」成為國家重點研究項目之一。一九九二年北京的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推出了現代新儒學輯要叢書系列，第一批六冊，包括我的一本：《儒家思想與現代化》（一九九二），選錄了我歷年的著作超過四十萬字，意外地受到讀者的歡迎，很快就再版，填補了當時大陸知識的真空。此後現代新儒學在大陸成為與馬列、西化思想鼎而三的顯學。接著我又出版論文集：《理想與現實的糾結》（一九九三）。我一貫認為傳統的資源與負擔一根而發，至此更深切地感受到，不能只談高遠的理想，也要注視低沈的現實。九三年我休假到台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學與哲學研究所訪問。為了因應大陸對現代新儒學的研究，我們乃在文哲所開始了「當代儒學」研究的主題計畫，迄今已做了三個三年計畫，組織會議，出版論集，已有相當成果，無論質量，普遍得到學界的肯認。我自己還另外出了《當代中國哲學論：問題篇與人物篇》二冊（一九九六）；並因亡友傅偉勳敦促，於九六年休假，在文哲所完成書稿，出了英文書：Understanding Confucian Philosophy：Classical and Sung-Ming（Greenwood Pud.,1998），是英文之中第一部由當代新儒家視域寫的有關先秦儒學與宋明儒學的專著。我基本上同意余英時教授的觀察，當代新儒家有由「尊德性」到「道問學」的轉向。第二代新儒家如唐、牟諸先生扶危繼傾，誓以生命熱誠衛護傳統的文化理想，不想韓戰爆發，造成海峽兩岸長期相持的局面，乃轉入學術研究的途徑，但終不放棄自己核心的精神價值與文化理想。到我們這一代得到在西方受高等教育的機會，長時期流寓海外，又增加了一國際面相。站在自己德性與價值為本的文化基礎上吸納西方的科學與民主，並對過分強調戡天役物、崇尚鬥爭的現代西方所造成的偏向加以針砭。在資源有限、日益縮小的地球村進入新的千禧之際，現已成為世界哲學一部分的儒家思想必會扮演一個重要角色，是可以預期的。

一九九七年在香港目擊英國殖民地統治終結之後，一九九九年我由中文大學榮休，回台定居，又開始了我生命的一個新階段。我仍回到文哲所做研究，出版了《儒家思想意涵之現代闡釋論集》（二○○○）。兩年以來因受到孔漢思（Hans Kung）與史威德勒（Leonard Swidler）的感召，我也相信由現代到後現代（post-modern），又正經歷一個新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的階段。在「多元主義」（pluralism）架構的預設之下，我由新儒家的立場極力推動「全球倫理」（global ethic）的建構，我的書：《全球倫理與宗教對話》（二○○一）已經出版。孔漢思早就提出警告：沒有宗教之間的和平也就不會有世界和平。在去年九一一恐怖分子襲擊紐約雙子塔事件之後，這個問題就顯得更為尖銳與迫切。為了不讓世界與人類陷於毀滅的命運，大家必須同心協力往新的方向走，而孔子的「金律」，所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或「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早已成為孔漢思在九三年起草的「世界（全球）倫理宣言」的基石之一。而孔子「知其不可而為」的態度，促使中國文化自漢代以來即以儒家思想為主導。此後中國歷史發展了兩千多年，在基本上竟然缺少宗教戰爭，在今日如能加以重新闡釋，應有其重大的相干性與現代意義。我現在正作出努力把儒家思想推向世界，用英文寫Contemporary Neo-Confucian Philosophy一書，預計在今年完成。這書可以說是九八年出的英文書的續集，並打算編譯一部資料書（Source Book）。這樣對於發展儒家哲學最有貢獻的三個「時代」（Epochs）：先秦、宋明與當代，可以作出一個完整的交代。然後我還盼望將來能夠在有生之年完成，我開放性的「系統哲學」三部曲，作出有關「方法論」、「形上學」與「踐履論」的反省，就很滿足了。雖然我的哲學思想迄今尚未完成，武漢大學在去年底已通過了一篇寫我思想的博士論文。而我一貫相信，生命乃完成於不完成之中。同時在這麼些年來，我一直謹記父親的訓誨；湖海才情不足恃，像大多數人一樣，我質僅中資，乃有必要勤以補拙，努力不懈，這樣才不會辜負天地和父母給我們的寶貴生命。（讀者如果對我的學思歷程有進一步的與趣，可以參閱拙作：《傳統與現代的探索》（正中，1994）。